从早上七点走到中午十二点，我还没有到滇池，又饿又困，不免心灰意懒，不去了。或者我的计划一开始就错了，游什么滇池呢，于是原路折返，向着东五华区走去。阳光热辣辣，背包沉甸甸，终于在接近崩溃的时候，住进了潘家湾附近的酒店。这次云南之旅，吸引我的不是春城昆明，不是滇池，也不是大理、丽江，而是一所消逝的大学——西南联大。
几年前读过钱理群的《致青年朋友》，书中多次提及西南联大，特立独行而有魏晋名士风流的教授，自由、民主、宽容的校风，这些曾久留心中，挥之不去。时间匆匆流逝，在某个无聊的夜晚，我看了纪录片《西南联大》，年逾九旬的西南联大学生巫宁坤流着泪，深情讲述西南联大的面孔，以及泛起痕迹的西南联大黑白影像，曾深深打动着我。
傍晚，自潘家湾沿着人民路向东步行十分钟，再折回翠湖路，走五分钟，就到了翠湖。翠湖地处闹腾的市中心，行人来回穿梭，却没有闹哄哄的糟心场面，也许是翠湖的湖水明净、树木茂盛的原故。微风轻轻拂面，丝丝墨绿的柳枝儿，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金光，而湖面的荷花张着圆滚滚的碧绿叶子，粉红的花朵婷婷立在浅绿的荷叶中，几乎占领了湖面。我就坐在湖堤上，悠闲地读着汪曾祺的《西南联大的日子》。
不知不觉，我竟深深陷入文字中，明亮的天空渐渐暗了下去，西边的天空也失去了橘黄色。读书乏了，便漫步于夜色翠湖中，似当年的汪曾祺一般，只可惜没了跳跃的红鱼、满湖的睡莲。堤岸的垂柳依旧，却不像是当年栽种的，只徒留了堤岸纵横的翠湖，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游至湖中岛上，特意寻了海心亭，没有寻到，很是失望。读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知晓当年的海心亭建在翠湖湖堤上，是茶楼，联大教授、学生经常畅游翠湖后，再到海心亭“泡茶馆”。翠湖不是一汪湖水，而是由纵横的湖堤勾连起来的几个湖，不大不小，夜晚旅人归去，穿行在树影婆娑的湖堤下，甚是好游。
第二日，戴上遮阳帽，换上凉爽的衣服，顶着烈日，又一次向着翠湖走去，这次没有在翠湖流连忘返，而是径直往北而行。先生坡，一条带有文化气息的陡路，路边多是小区房屋，当时联大的办事处就位于先生坡。梅贻琦决定重大校务事情时，遵循着“教授治校”的原则，总是在教授们发言完后，再妥协多方意见，采取中间方案。梅贻琦虽执掌校中大事，却是谦和寡言。
穿过文林街，就是文化巷了，这里几乎是临街的商铺、餐馆、奶茶店和服装店，还有两家书店，却再也难觅汪曾祺文字中的茶馆。民国时期，文林街、文化巷一带曾布满茶馆旧书摊和餐馆，是当时联大学生的活动中心。由于联大图书馆破旧逼仄，许多学生就到茶馆读书写文章，汪曾祺回忆到，有一姓陆的学生，早上一早盥洗完后，就泡一杯茶占着座位读书，中午出去买两个饼吃完后，下午接着泡一杯茶，直至坐到店主紧催，才回去睡觉。
穿过文化巷，穿过一二.一大街，向着云南师范大学走去，刚走到校门，就被保安拦了下来，向他解释道，我是去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好说歹说，软磨硬泡，保安硬是不让进，这已然不是第一次了，在北京时，我也曾不止一次被拦下来。西南联大教室是向外界开放的，许多不是西南联大的社会青年，其他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去旁听，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当年只有小学文凭，也可以去北大旁听。可如今我甚至连踏进校门的机会都没有。
无奈，只得围绕云南师范大学往北走，希望可以看见当年联大师生“跑警报”的山峦，可是层层叠叠的钢筋水泥建筑挡住了我的视线。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只要天气晴朗，师生都会提前准备，把贵重的书籍、资料打包好，带上吃的，警报一响，师生就往山上跑。在山上呆的时间久了，有些教授就在躲避轰炸的地方上起了课。
在云南师范大学北面发现了一条废弃的铁轨，一旁的灌木开着繁密的花朵，织成了紫色的花球，迎着微风轻拂，佝偻的老人、牵着孩子的妇女往来着。不知这段铁路是不是滇越铁路的遗址。联大到云南先是在蒙自办学，后迁到昆明的，连接两地的正是滇越铁路，后来文学院和法学院也迁到了昆明。由于轰炸日紧，钱穆就住在郊区的寺院里专心撰写《国史大纲》。他每次到西南联大上课，都得乘坐滇越铁路，一趟需要两个多小时。
这次到昆明的目的，主要是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尽管知道旧址只有一栋铁皮屋、两块纪念碑，还是心向往之。铁皮屋是当时联大的教室，每次下雨总是雨声、雨打铁皮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可他们依旧不舍学习。联大教授上课很有个性，如闻一多上课抽烟，学生也跟着抽烟。他讲《离骚》的第一句话常为人所津津乐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
这次去西南联大旧址，只得失望而归。再漫步至翠湖，午后的翠湖一切如是洗尽了一般，蔚蓝的天空点缀着几多白净的云朵，湖水波光粼粼，葱绿的树木摇曳着，当年背井离乡的联大师生，见到如此明媚的景色，不知能否稍可慰藉他们背井离乡、国仇家恨的愤懑。
几日前，曾是联大学生的历史学家何兆武、翻译家许渊冲先后离世了，联大学生存世的不多了。最近，被奉为学界前辈的葛剑雄，竟一副犬儒面孔迎合当局，承认罄竹难书的历史阶级观，认为近代以降历史没有学术性，我们学的历史都是必然的选择。这真是贻笑大方！当年内站爆发后，局势一边倒，留在内地的联大师生有多少遭受厄运呢！陈寅恪、陈梦家、沈从文、穆旦、巫宁坤、许渊冲……他们正当创作盛年，却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荒废了年华。而钱穆、梅贻琦、傅斯年、杨振宁……他们在岛屿、海外得到了善终。这些难道真是必然的选择？
在那个面临亡国灭种的纷争年代，竟然在偏远的云贵高原诞生了媲美当时哈佛、剑桥的西南联大。这些年来，时常听闻某学者涉嫌抄袭、教授猥亵学生、被割喉……也曾耳闻去年沪上知名大学被改校章……如今，再也难寻真正的大学精神——民主、自由、宽容、博雅。
在翠湖漫步时，总是会有愁绪涌上心头。结束了三年的城市生活，我重新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心中自有无法排解的苦闷。那时的联大师生都有活下去的使命，如钱穆等教授著书立说，接续中华文脉，如穆旦等学生参军，拯救国危。可是在这个物质糜烂精神空虚的社会，在这个价值单一且压迫的社会里，如果不被世俗所吞噬，就很难找到活下去的意义。
夜晚的昆明凉飕飕的，出了翠湖，点了一碗小锅米线，虽是小碗，却怎么吃也吃不完。回到住所，本想着看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电影院路程太远，放弃了，于是又一次重温了纪录片《西南联大》，不知什么时候竟睡入了。
离开昆明前，我又到了翠湖，荷叶荷花依旧惹人眼，绿绿的垂柳兀自轻拂着，除了翠湖，什么都改变了，茶楼没了，西南联大没了，旧人作古了，世界也变了。怀着郁闷的心情，我独自在文化巷的麦田书店。麦田书店早就闻知了，就是在这个逼仄的小书店里，我看到了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而整本书可以概括成两个血淋淋的字——“爱国”。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独自漫步在文化巷，望着街边小店，望着来来往往的青年学子，竟是隐隐的心痛。走至巷口深处，一家苍蝇小馆吸引了我，回收、交换、买卖二手书。我的双肩包里常带两本书——钱穆的《国史大纲》和钱理群的《致青年朋友》，这两本书我从北京背到广州，又从广州背到昆明，这次我决定把它们留在昆明，留在文化巷的小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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