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三节、差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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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说：“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省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担忧。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以上是《宁静的地平线》迪本书有关张郎郎和他的“太阳纵队”的一段摘要，我想说明几个问题：一、伊拉都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北四中学（有本书专门写北京第四中学学生的。伊拉把诗写到了天安门广场，伊拉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假传总理遗嘱，伊拉为此而受劳狱之苦）和育才中学大多数是大院的干部子弟（作者张郎郎生在延安，陈乃云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其二、伊拉在初中就能读阿拉那个年龄听都没听过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普希金的诗，还能看苏联电影《诗人》，所以伊拉能写诗。
其三、伊拉关心国家大事、伊拉成为右派、伊拉成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人与人的差距就有这么大呢？这与伊拉的家庭有关，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因为伊拉的家庭处于社会的上层阶层，伊拉衣食无忧，对未来充满憧憬。而阿拉处于社会的底层，在上海住在“下只角”（什么是下只角——上海老城乡近黄浦江边的棚户区，发酵的人世间，高低不平额“弹格路”，肮脏，喧嚣，望之黝黑而蠕动，森然无尽头，这里那里的小便池，斑驳的墙上挂着运动残留的标语，垃圾箱满了，垃圾倒在两旁，阴沟泛着秽泡，群蝇乱飞，洼处积水映见隔弄顶的狭长青天，人们只能侧着身子穿弄而过。），阿拉的初中同学大多是工人家庭，基本达到温饱还不能说衣食无忧。
所以阿拉除了上学还要承担“屋里厢”的家务。 阿拉生长在光荣妈妈的多子女年代，除了买菜、拎水（栅户区有的是用给水站的）、倒马桶（棚户区是没有卫生设备的）、生煤炉，还要淘米烧饭、洗衣服、带（照顾）弟弟、妹妹，有些男生还要把煤屑运回家自己用个模子敲煤饼，晒干了再烧，对于未来就是希望早日参加工作为“屋里厢”减轻负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如果阿拉想要读书了，侬也没有这个权利，你得服从国家分配。初中毕业就要“四个面向”参加工作了。阿拉连自家都无法关心，还要关心国家大事，侬能关心吗？当时阿拉最关心的就是能留在上海进工矿上班(毕业分配进工矿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天子”脚下北京大院的孩子，一个是远离政治中心的上海“下只角”底层社会的后代，迪个就是差距这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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