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利

1、
我們剛出生時，無論做什麼都不會有人介意，我們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讓我們獲得無條件的關愛。我們可以嘔出口中的食物，可以高聲尖叫，可以不用賺錢，也可以沒有身居要津的朋友，卻還是能夠受到珍視。
然而，我們一旦長大成人，就必須在一個充滿勢利眼和冷峻人物的世界上立足，而那些人的行為舉止就是造成我們地位焦慮的核心因素。儘管有些朋友或愛人誓言，即使我們破產潦倒也不會離棄我們（當我們心情好時，甚至可能會相信他們），但是我們通常必須爭取到那些勢利眼的肯定，才能夠生存下去。
2、
「勢利」（snobbery）一詞，在英國最早出現於一八二○年代期間。這個詞語的由來，據說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許多學院，都習慣在成績單上一般學生的姓名旁邊，註明「sine nobilitate」（非貴族）或者將其簡寫為「s.nob」，以區分一般學生與貴族學生。
在世界上，「snob」（勢利眼）最早是指地位卑微的人，但是不久後就轉變為現今這種與原意幾乎截然相反的意義：對別人的卑微地位感到反感的人。使用這個詞的人也明顯語帶貶意，以表達他們對這種歧視行為的遺憾與嘲諷。薩克雷（注一）的《勢利之書》是這個主題的先驅之作。薩克雷在此書中指出，過去二十五年來，勢利眼「像鐵路一樣遍布英國。現在，在這個日不落帝國裡，各處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蹤跡。」實際上，真正新出現的東西不是勢利心態，而是平等精神。平等精神使那種傳統的歧視行為顯得越來越不可接受，至少不見容於薩克雷這類人。

3、
從此之後，只要有人公開表露社會上或文化上的成見，只要有人聲稱某一種人、音樂或酒比另一種要來得好，就可以稱他為「勢利眼」。根據這種定義，只要公然堅持一套價值優劣標準的人，都算是勢利眼。
不過，我們最好還是把「勢利」的定義，限縮於一種特定的判斷方式：勢利的人以這種方式，來決定哪些人或哪些事物才值得尊敬。勢利眼的正字標記不是單純的好惡分明，而是堅持認為社會階級等於個人價值。
雖然傳統上認為勢利眼以貴族為趨附對象（因為這個詞語出現時，貴族恰好處於社會頂端），但是勢利眼絕非單純只熱中於打獵與紳士俱樂部。他們會根據不同時代而依附當時的優勢團體，諸如軍人（西元前四百年的斯巴達）、主教（十六世紀的羅馬）、詩人（一八一五年的德國威瑪），以及農民（一九六七年的中國）。由於勢利眼追求的其實是權力，因此權力的分配狀況一旦變動，他們的崇拜對象也就隨之改變。

4、
與勢利者相處，可以使我們惱怒，也可以使我們緊張和氣餒，因為我們會感覺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說我們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們根本無力改變勢利者對我們的歧視。我們也許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只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有，勢利者只會漠視我們的存在。
年幼時，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上，一無所有，但他們仍受寵愛，而作為嬰兒，他們是無法用世俗或物質的方式來回報那些愛他們的人。他們被寵愛、受呵護，而他們一無所有；他們可能不聽話，大聲嚎叫且使性子，但他們仍被寵愛。本質上，成人階段的愛同幼年時期從父母那裡獲得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愛並無差別，正因為如此，勢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會讓我們難於接受。
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獲得的愛轉而取決於我們的成就：我們得彬彬有禮，在學校必須成績優異，而後又須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的地位和聲望。這些努力也許能吸引別人的注意，但其動機和渴望其實相當平實，無非就是試圖找回那種我們兒時曾有過的充分的、無條件的寵愛。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努力爭取的那些輝煌的成就，同兒時睜大無邪雙眼，胖乎乎地坐在廚房地板上努力拼搭積木的行為並無二致。
由於我們對愛的渴望如此明顯，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勢利者會承認他們交友是受到對方權力和聲望的吸引。把對方的權力和聲望作為邀請對方共進午餐的理由，不但顯得不足信，而且會使對方覺得受了侮辱，因為一個人的權力和聲望是我們最本質最難以去除的身外之物。雖然無須等到我們離世，我們就可能失去權力，變得寂寂無名，但我們如孩童般對愛的渴求卻永不停歇。聰明的勢利者則清楚他們應該讓被奉承者知道他們在意的並不是被奉承者現有的尊貴身份和地位——如果說他們可能也注意到這些被奉承者作為外交大使時使用的轎車、報紙上關於他們生平的報導或者他們在公司裡的董事頭銜，那純粹只是一種巧合，僅僅是他們對這些被奉承者深沉的、純粹的、敬意的表徵而已。
然而儘管這些勢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這些堂皇頌詞背後的變化無常。因此被奉承者會離開勢利者，因為他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那與身份完全無關的真正的自我會被他們摸透。

5、
勢利者關注的只是他人的聲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聲望和成就有所改變，這些勢利者很可能聞風而動，重新排定他所謂最親近的朋友，從而上演一齣出悲喜劇。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1922）一書中，在 19 世紀末的巴黎，一個霧罩的傍晚，身為中產階層的敘述者趕往一家非常高級的餐館去和他的一位貴族朋友共用晚餐。他的朋友是德．聖盧侯爵。他先到了餐館，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來遲。他到餐館時，餐館的招待見他穿著寒酸，聽姓氏也非名門望族，斷定是一個小人物來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表現得相當倨傲，把他領到一個在寒風口的桌位元，對他的服務一點也談不上殷勤。
大約一刻鐘後，侯爵到了，認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館工作人員的眼裡，敘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館經理開始對他深鞠躬，幫他打開菜單，並討好地用華麗的詞彙向他介紹當天的特別菜肴，甚至還稱讚他的衣著，竭力地想讓他不要將這些特別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關係聯繫起來，有時還莞爾淺笑，似乎想表示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內心對敘述者的尊敬。當這位敘述者想要一些麵包時，餐館經理立即雙腳併攏，大聲說道：
「沒問題，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對他說，語帶嘲諷，也有一絲悲哀。『哦，該死！沒問題，伯爵先生！』我還沒來得及作第二次申辯，他就走開了。可以想見，如果有了第二次申辯，我一定會晉升到侯爵了。」不管餐館工作人員對這位敘述者的態度的轉變看起來是多麼令人滿意，其意義還是微乎其微，因為餐館經理根本就沒有改變他極為勢利的價值判斷。他只是在他的殘酷的標準之內作了一些變通——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有機會碰到一個德．聖盧侯爵或什麼魅力十足的王子來向世人證明我們一樣有高貴的心靈。我們在更多的時候是要坐在寒風口的桌位上「享用」我們的晚餐。

6、
報紙會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勢利者通常並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
薩克雷曾指出，英國人對顯耀身份和貴族特權如此看重，從英國的報紙中可見一端。英國的報紙每天談論的不外乎是貴族及名流的地位和聲望，同時暗示普通百姓生活的瑣屑和無聊。他覺得最荒謬的莫過於這些報紙中的「宮廷活動」版，總是虔誠地刊載關於舞會、假日的消息，或者是「上流社會」何人喜得貴子，又有哪家成員去世之類的報導。例如，就在他 1848年 10 月發表《勢利人臉譜》一文的那幾天，《晨郵報》的「宮廷活動」版刊載的消息就包括：布魯厄姆勳爵將在布魯厄姆莊園舉辦遊獵晚會；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即將在愛丁壁分娩；喬治娜．派克南小姐和伯利勳爵舉行了婚禮，並詳細地描寫了喬治娜婚禮時的情形：「她光彩照人．穿的是有荷葉花邊的緞子禮服，還有不少飾花。毫無疑問，她看上去極為尊貴。」
「如果你天天閱讀的就是這樣一些夢囈一般的東西，你又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勢利者?」薩克雷批評說：「扔了吧，扔掉這些報紙！這些勢利的發動機和鼓吹者！」如果我們把薩克雷的觀點更推進一步，如果這些報紙能夠少刊登一些諸如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和她即將出世的嬰兒的無聊話題，代之以發掘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常意義，我們所有人對自己身份的焦慮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緩解啊！

7、
深藏在我們內心的害怕其實才是勢利產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對勢利有清楚的認識。對那些對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來說，他們沒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當作某種消遣。傲慢的背後藏著的無非就是恐懼。由於總是感覺自己不如別人，因此才要想方設法讓別人覺得他不如自己。
這種害怕還能世代相傳。同人類所有的陋習一樣，勢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輩的人定會向下一代灌輸低下的社會地位就是一種悲劇的觀念，使下一輩不可能在感情上輕易擺脫低下的身份就意味著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著卓越的思維定勢。
1892 年的《笨拙》週刊上刊登了一幅幽默漫畫，時間是一個春天的上午，地點是海德公園，有兩家人正在公園漫步。漫畫上有這樣的對話：
「媽媽，看，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走過來了！」一個女兒對著媽媽喊道，「有人告訴我，他們很想和我們攀上關係。我們是不是可以和他們打聲招呼？」
「傻丫頭，那怎麼成?」媽媽回答說，「他們這麼想結識我們，這就表明他們根本不值得我們結交。只有那些不想結識我們的人，才值得我們去結交！」
顯然，這位元媽媽的回答顯示了她內心根深蒂固的勢利。除非這位媽媽能徹底根除這個痼疾，否則她斷無可能對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產生好感——同樣，她的後代也不太可能擺脫這種因襲的勢利（其實是一種源於害怕的心態）的迴圈。
然而，單憑個體的力量很難掙脫勢利的桎梏，因為勢利的病徵是群體性的。年輕一代開始也許會對勢利反感，但這還不足以將人類從勢利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因為這很可能使他們渴望博得那些輕看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好感，因而也變得勢利起來（我們可以不喜歡某些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想討得他們的歡心）。由此可見，傑出階層的勢利觀念足以影響整個社會，使所有的人為了贏取別人的愛和認可而開始熱衷於那些他們原本毫無興趣的所謂追求。
對於人類這種由於渴求尊嚴而受挫並深感恐懼的情緒所導致的勢利傾向，我們應該多一些理解和悲情，而不是一味去苛責。
但有時候，我們還真的很難不去嘲笑某些勢利者，他們熱衷於顯示自己同名流顯要的交往，急切想讓人知道他家有純金做的水龍頭，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抬高他們的身價。長期以來，維多利亞風格的傢俱就可以說是一堆毫無品位的東西。它們主要的製作商是倫敦的傑克遜一格雷厄姆公司，風格豔俗誇張，最具典型的就是它的橡木櫥櫃，櫃面上雕有一群正在摘葡萄的小男孩，還有兩根刻有女像的柱子和一套刻花的半露柱。當然，最過招搖的還是櫥上那只 60 公分高的鍍金公牛。
我們也許會對買下這樣一件傢俱的人極盡揶揄之能事，然而在我們嘲笑他們之前，我們其實應該設身處地，以更寬廣的視野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廠商要生產這樣的傢俱？又為什麼有人要買這樣的傢俱?這樣，我們也許不再拿這些買主打趣，因為該責備的正是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是我們的社會預設了這樣一種規範，讓我們每個人都從心理上相信買下這樣的櫥櫃是必要且值得的，因為這種過分雕琢、近乎怪誕的擺設能贏來別人的敬意。人們追求奢華，與其說是出於貪欲，倒不如說是源於一種情感上揮之不去的心結。往往是那些擔心被人看不起的人，為了使自己不會顯得太過寒磣，才會添置這樣一件特別的傢俱，藉此傳出一種資訊：我也應該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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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勢利社會裡，如果一個身份低賤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質層面表現為貧困的話，那麼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則是這些缺乏重要身份標誌的人們在精神層面上所遭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