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学习《创伤与复原》第四天了，不知道怎么的，一看书，总有心潮澎拜的感觉。前面几天总感觉政治团体可以主宰一切，科学总是在政治面前相形见绌。今天总让我看到了一股新的力量，可以和政治团体相抗衡的力量，那就是民众的力量。
十九世纪末研究歇斯底里症的英雄们逐一退出，歇斯底里症也被习惯性遗忘。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歇斯底里症又改头换面粉墨登场，那就是战场神经官能症。但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过我们，很多东西存在并不等于承认。科学家们的声音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后都是民众的力量把战场神经官能症推上了大众的舞台。
早在大战结束一年后，美国精神科医生阿佩尔和毕比就得出结论：处于战争状态下200天至240天即足以使人崩溃，连最坚强的战士也不例外。那怎么医治呢，这就是战争发动者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治好症状的战士们重上战场。这使我们想起前面提到的，刘易斯.耶南主张用羞辱、威胁和惩罚的方式进行治疗。我想，那就像一个女人被强奸了，还要受到家人指责，社会的怀疑和男人的轻蔑一样，就是在伤口上再补上一刀。还是网红里弗斯最初提出了用人道文明的谈话治疗进行治疗，并由此声名鹊起。新贵卡迪纳1941年就出版了《战争所致的创伤神经症》，对战场神经官能症做了全面描述，初步形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项目。
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战场神经官能症的著名学者，但大多都是继承里弗斯和卡迪纳的理论并发扬光大。值得提出的是，卡迪纳等人搞的一种“麻醉精神疗法”得到了战争发动者们的无限青睐，因为是一种短期疗法，疗癒的战士们可以马上上战场。由此再一次告诫我们，科学永远是政治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这到底是科学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但卡迪纳是清醒的，这些短期疗法只能解决战士回战场的比率数，并不足以保持长期的治疗效果。但战争结束了，新一轮的失忆症又开始了。直到越南战争之后，才开始对战斗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进行系统且大规模的研究。而对战场神经官能症研究应用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还是民众的力量～～“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这些军人自愿组织“交谈团体”，摆脱了政府传统精神医疗机构，他们待在自己的地盘，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样的自发机构多达数百个，大有风起云涌之势，这才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才有了1981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属于心理创伤的独特症候群终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诊断项目。创伤后应激障碍从此诞生了。那晚，估计卡迪纳泪流成河，夜不能寐。40年前就提出的观点，终于正名。
同样，女性的战场神经官能症，即性与家庭暴力，也是由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大力推动，经由“唤起意识”的团体活动，确认了女性被侵犯被暴力的真实存在。
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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