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是艰难的时代,也是最美的时代。
如果一片废墟不能被人所注视,一定是这片废墟没有开出一朵鲜花,或者废墟之下的鲜花、生命没有被发现,在废墟中,总能开出一朵鲜花。在那个时代,大师云集,风骨尽现,文化大师们在国家动荡时的境遇和经历触动人心,他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动荡中延续中华文明,支持国家抗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从英国剑桥大学带回国的50克镭,为了避免落在日本人手中,一路南行,书藉家档全部丢弃,也没敢把装镭的泡菜坛子丢了,最后一路乞讨才走到西南联大的地址,让人读来几近泪目。梁启超为了能让国内的冷僻专业赢得世界的认可,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终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王国维这一名字因灿烂的中国文化而灿烂,他不忍目睹中国文化的日渐衰亡,投湖殉了文化;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为大师风骨所震撼,为现实而生忧。当高校通道成为闸口,人才外泄而不思归,可知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游学国外多年未拿到一个学位,为学问而学问,胡适去国离乡抵达华盛顿,为民族的命运奔走,留学生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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