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人最奢侈的文化娱乐与享受,大约莫过于看电影。
那时,公社机关所在地都没有影剧院,整个公社只有ー个三人放影队,在全公社二、三十个大队巡回放影。因而放影队很吃香,要放影的地方必须提前联系,来时还需酒肉恭待,稍不如意,那晚的电影就会不停地停机、倒片、跳片,一部电影能看到三分之二的内容就算不错了,抑或下次再请时干脆回个没空,跨过你这个地方去了下家。
电影都是露天而放,场地安排在大队、生产队队房前的空地或者农村小学的操场。傍晚时分,放映员指挥人竖好幕布,架好机子。家住附近的孩子便都忙着搬了凳子去抢有利的地盘。家家提前吃了晚饭,年轻人张三喊李四,李四喊王五,结伴而行,一路喧喧嚷嚷。
。放影场上挤满了人,或站或坐。大家聊天说笑,年轻人免不了会插科打诨、打情骂俏,也有调皮的男孩捏着下嘴唇吹出清脆尖锐的口哨。
小贩们或担担或骑车,不失时机地赶来,摆出一个大的方木盒,里面隔成许多小格,放着不同品种的糖块。孩子们当时最爱吃的是一种二分钱一粒的小糖丸,圆圆的,上面滚着白糖粒,有很浓的薄荷味。也有卖麦芽糖的,我们那里叫“作糖”,象大圆酵子饼,平摊在一块木板上,要买,根据钱的多少,卖糖人拿起一把小铁刀和一块小铁板,刀搭到糖上,用铁板在刀上一敲,“嗒”的一下,敲下一块。
天断黑,酒足饭饱的放影员摇摇晃晃地走来,用一根细麻绳绕着小发电机的转轮用力一拽,发电机便笃笃笃地响了起来,稍顷,灯火通明,接着便试机,强光从放影机前射出,打上幕布,光束中春夏秋季往往小飞虫儿乱舞。
那时放映的片子几乎都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白毛女》、《杜鹃山》、《龙江颂》等几个样板戏颠来倒去,有时也能看到《地雷战》、《地道战》、《奇袭》一类的片子。极难得也能看到《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南江村的妇女》、《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等外国影片。
孩子们看电影往往都由大人带着,我那时就如尾巴一般跟着二哥,匆匆走在乡间磕磕绊绊的小道上。
乡村人识字不多,加上读音偏差,对影片的名字常常以讹传讹。一次,我们去看《多瑙河之波》,在路上撞见一个年轻的小媳妇,我二哥就问:“今晚放什么电影?”
“听说是《孤老胡子多》。”
我二哥“啪嗤”笑出声来,摸着腮帮戏谑:“孤老胡子多?嘿嘿,你望望,我的胡子也蛮多的。”
那小媳妇笑着在我二哥身上打了一下,骂道:“呸,死不掉的!”
童年总是与天真淘气相伴的。对那些看过多遍、情节全晓的片子,孩子们就表现出厌烦,便转移注意力,去寻找新的乐趣。最恶作剧的,就是钻到看电影的人群后面,向人群里扔小泥圪塔和小树枝棒棒,引得人们骚动不宁,孩子们则开心无比。有一次我二哥也孩子似地向人群里抛了一块小土圪塔,击中了坐在前面的一个长辫子姑娘,那姑娘扭回头破口大骂,我二哥却与己无关似的一本正经地站着。一年后,那个姑娘成了我二嫂。
不知是受影片的战斗情绪鼓舞,抑或是年轻人充沛的精力无处渲泄,放影过程中常有争斗的事发生。不外乎是前面的人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后面的要前面的偏偏,前面的自觉还罢,不自觉的就不服,于是争吵,严重的升级为斗殴。也有放映员与观众发生磨擦的,看电影的人不留神拦着了镜头,放影员会毫不留情地用木尺在那人身上狠敲一下,恶声恶气地喊:“让开!让开!”一般人胆怯,不敢顶撞,碰上犟头,就起麻烦。扯打中,看电影的年轻人非但不劝架,还大叫大喊起哄,有人甚至乘机暗暗地在放影员身上捣上一拳或踹上一脚。遇到这种情况,非得大队干部出面调停才能解决。然而,这个大队起码会有两个月看不到电影。
看露天电影,冬天往往落一身霜花,秋天定是一身露水,夏天碰上雷阵雨,会被淋成落汤鸡,可这些对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兴致似乎没有丝毫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不辞劳苦赶到十几里外去看。现在细想起来,大约因为那时乡村生活贫乏单调,人们精神空虚百无聊赖,而看电影不仅是一种享受还可以获得多种乐趣与某些刺激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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