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注入真实生活，结合自己对生活、友谊、爱情、性爱以及工作的了解，让作品与众不同。尤其是工作。”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
连续说了两天关于框架、提纲等严肃的问题。
其实你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需要列提纲，或者说，不是所有作家都认为必须列提纲。
对于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都是如此。
最著名的坚决反对写提纲的作家之一便是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这本书中，他认为，故事就像化石，作家只是负责把它们挖掘出来。太多的计划会限制故事的灵活性。
强烈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哈，即使是因为喜欢《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而爱屋及乌也应该啊。
这本书是作者遭遇车祸之后，在动过六七次大手术、膝盖处打入又取出七八枚大号钢钉，自称“日服百药”的情况下，坐在轮椅上写出来的，一半自传一半写作经验谈。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写作强迫症”患者。
除了他自黑的那些妙趣横生的糗事外，这本书里还有相当多关于写作的金句，如“写作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等。
另一位著名反对写提纲的作家是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卡佛是一位以简洁的写作风格著称的小说家，他认为过于详细的提纲会扼杀写作的创造力和自发性。他认为，写作应该是一种探索，而不是完全被预先规划好的过程。
这位极简主义作家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作家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
以上是反对列提纲的小说作家，非虚构作家也有提倡不拘泥提纲的，中国人里我说两个，远有苏东坡，近有汪曾祺。
苏子大才，《文说》中的这句极为有名：
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相信你也看出来了，这是高手和天才的境界。
汪曾祺并不是纯粹的非虚构作家，他的小说和剧本与散文一样有名，如果不是更有名的话。但他在《我的创作体验》中说的“我不喜欢谋篇布局，写作是一种生活的自然流露，写着写着自然就成了”应该同样适用于虚构与非虚构。
相比于苏轼，汪曾祺离我们要近一点，不仅指生活年代，也指写作技巧。
在小说/电影《孩子王》中，汪曾祺还详细介绍了如何教“负基础”的孩子写作。
何谓“负基础”？就是被假大空的宣传腔毒害过的孩子，比“零基础”的一张白纸更不好教。
学生程度不一，每天学的都是一些口号，课文里讲的也是阶级斗争，语文课上毫无文学性可言。前任老师的教法都是给课文分段、写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等，连学生都会的流程。
谢园扮演的知情老师老秆觉得虽然他们初三毕业也没有高中可上，但既然来了学校，总要实实在在学到点本事，比如能写信、写文章，将来能用得上。
他就先教生字，再让他们写作文，唯一的要求是，老老实实记下发生的事，不许抄，就算流水账，也比抄一些套话要好。
初三的学生，头一次写自己“上学”，写出来是这样的：
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全班哄笑。但老师说写得好，至少说了一个“走”，就有了独特的内容。
第一次作文，写得最好的是王福，他写的是：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王福是班里最认真的学生。他认得三千多字。只是阅读资料过于缺乏，如果不是抄报纸或复述老师的话，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而认得三千多字的王福写的这一篇，电影里谢园念出来，差点把我看哭了。
下一回，王福交上来的作文，让老秆“吃了一惊”。他写的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真是又朴实，又有故事，有反转，还有诗意，一个字一个字似乎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是极好的诗。
框架和提纲，都是思维工具，有需要则用，无需要则可以不用，看情况。
关键是要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每天100字。计时1分钟，0秒思考。立刻，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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