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周日的下午，坐在阳台窗下看书。窗外淅沥的雨已经停了，窗前倒还明亮。深秋的风携着雨后的凉意显得有些清冷，只开了一半的窗，透进来的风虽凉却也清爽。眼见得西边的天色放亮了，竟有了若隐若现的太阳光。

我窝在懒人椅里，椅边就是小茶台。茶台上的小火炉里正煮着陈皮和白茶，书与茶让我拥有了一个无比惬意的周日午后。正是“茶也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

听到手机铃声，我起身走向书桌旁，将看了一半的书平摊着放在小茶台上。待回来准备再次坐下时，发现吹进来的风正将书页翻起，回翻了几页。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再次坐下来捧起手中的书时，我的思绪却飞了。不禁在想当年的徐骏，也许正如我此时这般情境，一边晒着书，一边品着茶，比我还惬意许多吧。

只是偶然看到了风翻动书页的景象有感而发罢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句诗，竟然成了他的送命诗。

当年的风一定是清风徐徐，能够晒书，一定也是晴好天气，若是如现今常有的雾霾天气，那样的风必是浊风，也就避开了清风的字眼。

不过说到底，还是徐骏的政治嗅觉不够敏锐，既然身为清朝子民，和清有关的文字应一概莫用，岂不妥当。为何不用春风、秋风，或是东风、西风，再不济轻风也好呀。

更何况徐骏身为顾炎武的甥孙（外甥的儿子），身份本已敏感，用词遣句还如此不小心，怎能不让朝廷疑为反臣，定为反诗。

当年的岳飞都可以莫须有的罪名，像徐骏这样身为明朝遗老、抗清志士顾炎武的后人，对满清统治又十分不满，平日里反清的诗句也是随口而出。

据说他曾经画了一幅紫牡丹，在画上题诗说：“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

在一次聚会喝酒时，他见杯底有明代万历年号，即吟道:“覆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一边。”

晚上他听到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又吟诗说:“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是明朝。”

这些诗句怎能不被理解为语带双关。

更何况，文字之义，引申别解，不胜枚举，弦外之音，更难定论。

自古文人相轻。当年鲁迅的笔锋之犀利无人能及，与鲁迅对垒之人大有人在。

当年的郭沫若在与鲁迅笔战交锋时也语带不敬，然而当鲁迅逝去，尤其当鲁迅被新朝定为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之后，郭沫若很识时务地闭口了。

而绍祖平却不忘旧年恩怨，仍对鲁迅语带讥讽，这就成了他被口诛笔伐的罪证。只因绍祖平的文章曾刊登在《学衡》杂志上，与鲁迅的纠葛也自这篇文章而起，而《学衡》杂志的主编是吴宓，因此在揭批绍祖平的座谈会上，吴宓自然被影射为绍祖平背后的主将。

会后，吴宓便决定将他多年的日记付之一炬，只因“日记中可资猜疑旁解，断章取义，构成文字狱之处多矣。”

吴宓的政治嗅觉很敏锐，他怕清风乱翻书，但终究不忍将自己的文字一朝尽毁，因此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将日记做了全面修改，又大费周章地全部更换，重新装订，然而依然无法改变他既有的命运。

莫说像徐骏这种本就暗含讥讽之意的诗句，也莫怪吴宓的谨小慎微，即便是原本想歌功颂德，结果被曲解为大逆不道的人也不在少数。

据说，当年有人想称颂朱元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被朱元璋认定“作则”乃“作贼”之谐音而治以大逆之罪。颂圣文字最悲惨的结局莫过于此了吧。

嗟乎，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颂扬解为叛逆而横遭诛戮者，史不绝于书。

而我不过一介草民，在权势眼中如蝼蚁一般。虽然常被朋友告诫要谨言慎行，即便桌上摆放一个“勿言”的小像时刻提醒自己，却依然管得住口管不住手。

闲暇时喜欢写几个字，纯属自娱自乐。一不为卖文，二不为主义。却不料也每每不知何故而遭遇文字被封，颇为无语。于是也学着吴宓老先生对自己的文字修修改改，以期发布。

也许因为我虽是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朝子民，却总有一股旧日遗腐之气，心中感怀时事，忧国忧民，却又无法写出颂圣文字的缘故吧。

我既不会摆出一副天朝上国子民的自豪范儿，将比邻皆视为夷蛮戎狄，也不会卑微出一副奴才样儿，可以低到尘埃里。于是乎就这样不上不下成了夹层中人，只好舔着脸以“士”为榜样，却又自愧无“士”的才情。

风啊，你何故乱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