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2019危局?
——第三次思想解放
钱 宏
(中国作家恊会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老友重逢
怎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然成为当前中国政界的第一要务。在严重程度上说,“重大风险”问题,也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2019危局”。
如果说,中國大陸过去四十年開放改革成就的取得,是在政策實踐(相对思想理論)上,部分解決了“资源配置”和“姓社姓资”問題,那麼接下來,当下在整體經濟下行、政府債務危機与中外贸易磨擦加剧背景下,避免“桑弘羊-塔西陀陷阱”带来的明斯基时刻显現,那么,就必然要从思想理論到政策实践上,彻底解決“姓公姓私”(最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以公灭私,假公济私”)的問題。
在当代中国,在2019时空节点上,这是一个远超“效率与公平”(发展硬道理与公平分配发展成果孰优先)重要得多得多的关键问题。因为“以公灭私,假公济私”问题,是前面四十年开放改革中“资源配置”与“姓社姓资”政策实践不具“理论彻底性”(马克思语)的共时性原因——如今,到了必须补上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之课的历史时刻!
我直截了当地说,要解決“姓公姓私”这一古老的“先辈们留下的糾缠活人灵魂”的夢魇式问題,唯有新老政治經濟學、新老结构主义、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其基础理论上全面革故鼎新--引入基于共生經濟学(Symbionomics)提出的“共生权”范式,以超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产权理论。
共生权,是共生与权利的结合,或可用Symbiorights加以对应性規定,是人权、事权、物权的三位一体(参看《试论“共生权范式”——怎么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社会创新机制?》,2016)。
共生权,是针对“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的现实,提出“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谋求别人过得好”(Live and let live)的新时代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具体说,就是基于马克思“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生而具有自组织力与外平衡能力的普遍观察与哲学抽象,強調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现实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活动中,必须贯通公民、社會、政府三大自组織力全生態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方法论原则。
在道德、立法、政策、組織規模与組織行为上,都要以共生权的方法论原则,消弥任何偏頗偏袒性可能造成客观上“以公灭私,假公济私”的各种漂亮修辞和政治口号。
也許,这就是所謂“第三次思想解放”当下中國社會心理預期的真正内涵?
陽子2019年1月26-27日于辽东湾锶沐溫泉童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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