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是独特的，文化却是共性的，所以著名学者简又文在《广东文化之研究》中说，广东文化其实可表述为“中国文化在广东”。那中国文化到了广东后，广东以自己什么样的特质，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什么？发展了什么？这是广东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使命所在。如果从开放改革三十年的现实回溯去找寻广东文化的特质，我们很容易想到开放这一特质。的确，中国没有一个省份像广东这样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外开放的格局。通过对外开放，不断输入异质的新的文化因子，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塑造具有别具特色的岭南文化的同时，促进中华文明的新变。用现代学术话语来表达，就是促进知识与制度的新变与转型。简单而通俗地概括，就是为中华文明输入海洋文明的基因。所谓的海洋文明，近几十年来，简直变成了陈腔滥调，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还得认真地谈得有文化一点，有学理一点，期于能说明问题一点，庶几对地域文化建设和中华文明复兴有所贡献。在这方面，广东的乡先贤梁启超的长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作了绝佳的开端。但限于梁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本色，并没有太多地展开论述，更遑论形成专书了。因此，从专题著述来讲，就不能不去看看蔡鸿生教授等史家的著作了。
蔡先生关于广州与海洋文明论述，其自选集性质的《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中选录了一部分，像《南海之滨的舶影文光》等，真是文辞美焕！先后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广州与海洋文明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外交流历史文丛》（中华书局2006年-2010年），有更大规模的呈现。像《广州与海洋文明丛书》中陈学军的《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周湘的《广州外洋行商人》、郭德焱的《广州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中外交流历史文丛》中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清代广州的毛皮贸易》等，不仅为我们观察与思考岭南地域文化的海洋文明特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供了新的材料。而其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的专集《广州海事录》，更是足资典范。
如果将阅读范围再扩大一点，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系列，收录大量关于广东与海洋文明的高水平论文，非常难得。其实，岭南文化海洋文明特质形成过程中，作为岭南一部分的香港、澳门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罗香林的《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学社1961年）、蔡鸿生主编的《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新近出版的《珠海、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均是较好的读物。但总的来讲，广州两千多年的对外开放交流，其值得书写乃至大书特书的方面，所在多是，而所见不多，远比不上开埠仅一百多年的上海，实在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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