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为什么说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竹林七贤是一个很复杂的组合，代表了魏晋名士的方方面面。像嵇康，代表名士的理想；阮籍呢，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名士可悲的一面；山涛很会做官，但能做到山涛这样的，毕竟是少数；那么现实之中，大多数魏晋名士是什么样？
王戎（字濬沖），他是竹林七贤里年纪最小的一位，比山涛小了整整29岁。他也是竹林七贤里门第最高的，琅琊王氏，当时的第一流高门。
王戎这个人，看《世说新语》里的记录，会觉得这人看起来像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物。
第一门《德行》里就有他：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世说新语·德行》）
王戎的父亲王浑，很有名望，王浑去世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的随从和老部下，都怀念这位老领导的恩惠，纷纷送钱给王戎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接受，看起来这可真是个廉洁的人。
在家庭生活场景中，王戎是个颇有爱的人物，先看一个王戎夫妻互动的片段：
王戎的妻子常常称王戎为“卿”。——卿是上对下的称呼，现在电视剧里还常能见到，皇帝称官员为“爱卿”。
王戎说：“妻子称丈夫为卿，在礼节上算作不恭敬，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了。”
妻子说：“亲近你喜欢你，所以才会称你为卿；我不称你为卿，还有谁该称你为卿呢？”——“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卿卿我我”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于是王戎也就由得妻子这样叫了。
王安丰（因王戎曾被封为安丰侯，故又称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世说新语·惑溺》）
这样轻松快乐的夫妻对话，古代文学中不算太常见，放在今天，也可以叫“撒狗粮”了。
再来看看王戎对孩子的态度。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伤逝》）
王戎的儿子王万子死了，王戎悲痛得不得了。
山涛的儿子山简来探视他，说：“小孩子罢了，何至于伤心成这个样子？”——山简这话怎么说得这么残酷啊？这里我要解释下，古代和现在不同，婴幼儿死亡率太高了，人只有让自己习惯冷漠，不然真承受不住高频出现的打击。也不只是古代中国这样，不同民族的古代社会都差不多，据说古代波斯有这么一个风俗，儿子长到6岁前，不能和爸爸见面，就是为了避免爸爸对孩子产生感情，万一孩子夭折，影响状态。
王戎听山简这样说，于是说了一句格外真情流露又直指人心的话：高明的圣人是忘情的，庸常的俗人是不懂感情的，最为情所困的，不就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人吗？“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句话当时打动了山简，后世还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
这么看起来，王戎是清廉又有爱的人。可是，《世说新语》又说，王戎贪财得不得了。
他家的李子好，他就拿来卖，卖之前还把李子的核钻透了，害怕别人得到自家的好种子，倒是很有专利意识。
女儿出嫁，借了王戎几万钱，回娘家时王戎的脸色很难看，女儿赶紧还了钱，王戎才显出释然的样子。
作为顶级豪门，抠门到这种地步，简直匪夷所思。
还有，王戎和阮籍的关系如何，也有相反的记录。
虽然阮籍比王戎大24岁，但有记载说，他俩好得跟同龄人一样。阮籍和王戎的爸爸曾经是同事，阮籍用他一贯直白的风格对王戎的爸爸说：你儿子是一股清流，和你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物。
但《世说新语》中又有这样一则故事：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世说新语·排调》）
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中畅饮，王戎来了。阮籍说：“俗物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王戎笑着说：“你们的兴致，也是败坏得了吗？”
这里，阮籍口中，王戎就不是清流，而是俗物了。
那么王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些自相矛盾的记录，是因为《世说新语》记载错了吗？
当然不是。这些看似彼此冲突的记录，都是王戎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真实面目。王戎活了71岁高龄，他出生的时候还是曹魏的盛世（234年），去世时西晋都快要灭亡了（305年）。时代变化很大，而王戎总能紧跟时代潮流，于是他展现出来的样子也跟着改变了。
倒不妨说，王戎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就是所谓“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理群：《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如果不局限于《世说新语》里的碎片记录，结合王戎的传记看，那么纵览王戎的一生，这一点非常清楚。
王戎是神童，有个故事你可能听过：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世说新语·雅量》
王戎7岁的时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看见路边一棵李树上结满李子，别的小孩都去摘，王戎却一动不动，说：“路边的李子竟然没人摘，说明一定是苦的。”别的孩子这时吃上了，果然涩得龇牙咧嘴。
不过这个故事更早在佛经里就有，是巧合，还是琅琊王氏借着这个故事来宣传自家出了一个神童，还是后来的人附会到王戎身上，这就不好说了。
但王戎智商很高，这是肯定的。清谈水平，15岁就得到阮籍青眼，没有绝佳的天资当然不可能做到。只不过，后来王戎把清谈当成一种游戏，用来在世家大族之间互相吹捧，阮籍改口说他是“俗物”，多少有这个原因。
再后来，嵇康被杀，阮籍郁郁而终，对王戎应该是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聪明的王戎很容易想明白，自己可以活得更聪明一点，时代需要我做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多余的话，是不必说的。
王戎的为官之道，大体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是绝对捍卫世家大族的利益。
和山涛一样，王戎后来也当了选拔官员的官。但是他的态度和山涛很不一样。王戎的态度是，门第高的，就让他们家的子弟当官好了，何必管他是否名副其实呢？出身寒门的人，那就一点机会也不要给。
可以说，魏晋时阶层上升留下来的最后一条门缝，就是王戎这样的人给关死的。
王戎坚持的第二个大原则，是政治斗争中不站队。
王戎和钟会交情不错，但钟会谋反，王戎不会被当作钟会一党。在王戎的官场生涯中，他经历了很多政治风云，但他的仕途却相当平顺；一直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时候，政治斗争演变为越来越残酷，兵戎相见了，王戎再滑头，想要自保也越来越难了。
当时，八王当中有这么一位，齐王司马冏执政，已经七十高龄的王戎又被任命为尚书令这样的高官。另外两个王爷纠合了强大的兵力来讨伐齐王，齐王召集百官开会，在会上找王戎要主意。
王戎没办法回避问题，只好说，要不您就交出大权，回去只当齐王算了。
齐王手下的人说：汉魏以来，交出大权还能活命吗？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就该斩！
王戎发现齐王看自己的眼神不对了，怎么办？假装五石散药性发作。
开会前刚刚服过五石散，倒是非常切合王戎名士的身份。前面说过，五石散药性发作，人是会丧失理智、胡言乱语、盲目奔跑的。
王戎为了证明自己刚才的话确实是丧失理智后的胡言乱语，就开始奔跑，一直跑到厕所里，然后一头栽进粪坑里。这是告诉齐王，你不能和我一个刚服了五石散的人计较！
臭烘烘的王戎被从粪坑里捞出来。齐王确实没有再为刚才的话和王戎算账，几天后，齐王在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被杀，而新掌权的王爷，仍然承认王戎大名士和前辈高官的地位。
为了自保，王戎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可笑，可怜，也可叹。
回首自己的一生，王戎心里难免很感慨。《世说新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
一天，王戎穿着官服，经过当年与阮籍、嵇康一起饮酒的地方。王戎想起了当年的“竹林之游”，这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四十年来，王戎既当大官，又当名士，该占的便宜，几乎都占尽了。现在，王戎当年提拔的官员，很多很有权势，王戎精心培养提携的王家子弟，也有许多已经功成名就。以王戎的聪明，自然可以预见到，天下再怎么乱，琅琊王氏仍将是最有势力的世家，自己流传后世的名声，不会有嵇康那么好，但大概也还不错。
《世说新语》特意写到，和跳进粪坑的那天一样，王戎身上穿着尚书令的官服。这件衣服已经清洗过许多次，也许根本是重新裁制的，却似乎仍然隐隐散发出粪坑里的臭气。
不管王戎把自己描述得和阮籍、嵇康有多亲近，当年他们就已经嫌弃王戎，现在泉下有知，恐怕更会避之唯恐不及。
于是王戎说：“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当年一起喝酒的地方，虽然近在眼前，却仿佛已经隔着千山万水。
这个故事放在《世说新语》的“伤逝”一门。王戎伤逝，大概还是真诚的，是哀悼阮籍、嵇康，也是哀悼那个曾经能和他们玩到一起的自己。
很多人以为，阮籍、嵇康是名士的典范，其实典范往往是理想，而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竹林七贤中，恐怕王戎才最有代表性。王戎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名士真实的样子，或者效法的榜样。他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在经常听到人说，某某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恐怕很多人未免有点侮辱精致二字。王戎这样的，才是。
陶渊明：为什么《世说新语》不写他？
有一个人，《世说新语》没有写他，让很多人感到好奇，感到遗憾，这个人就是陶渊明。为什么《世说新语》写了那么多人物，却偏偏漏掉陶渊明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觉得，《世说新语》应该写陶渊明。
第一，陶渊明的性情与作风，特别适合入《世说新语》。
陶渊明堪称中国古代隐士的代表，当然可以入“栖逸”一门。
中学课本上就有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那实际上是陶渊明的自传。其中说到，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就非常适合入“文学”门。这句里“不求甚解”的甚，要理解成欺人太甚的甚，过分的意思。汉代的经学，喜欢抠字眼，引申出离题万里的“微言大义”，那就叫“甚解”。五柳先生不讲究这个，追求一个心领神会，这是魏晋玄学推崇的读书法。
陶渊明做彭泽县令，上面来视察工作，陶渊明叹了口气：“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就辞官不做了，这妥妥可以入“简傲”门。
陶渊明和人喝酒，如果他先喝醉，就告诉客人：“我喝醉了要睡觉，你可以走了。”当时酿酒技术还不成熟，刚酿好的酒上会有很多漂浮物，直到唐朝还是这样。白居易的诗“绿蚁新醅酒”，就是说这些漂浮物就像绿蚂蚁一样。所以酒要滤过才能喝，陶渊明急着要喝酒，就用头上的葛巾来滤酒，滤完，还把头巾戴回头上。这些行为，自然是“任诞”。
所以说，陶渊明的趣味和《世说新语》的趣味是很相投的。
第二，年代也合适。
陶渊明出生的时间有争议，差着十多年，但他大半辈子是东晋人，是没有疑问的。
他和我们前面讲过的很多人都有关联。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第一流的政治家，难得的励志人物陶侃。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做过桓温的长史。
陶渊明自己呢，他出仕做官，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州祭酒”。东晋的官制非常混乱，陶渊明话又没说清楚，导致他到底做的什么官，产生了无数争论。这个州祭酒，大概是个要管很多杂务的小官，所以他没干多久就辞官了。他的领导，当时的江州刺史，则是王羲之的儿子，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
399年，陶渊明入桓玄幕府，不久后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守丧。
404年，刘裕崛起，以镇军将军的身份讨伐桓玄，陶渊明又做了刘裕的参军。不过精明强干的刘裕，应该是不怎么欣赏陶渊明，所以一年后（405年）陶渊明就调动工作，到刘裕手下的一个将军身边做参军，实际上是被边缘化，降了级。这年八月，陶渊明当了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离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就是这次离职时说的，后来陶渊明再也没有做过官。
虽然陶渊明活到了刘宋，但总体上还是应该算晋朝人。何况《世说新语》也没有严格的年代下限，还写到了谢灵运。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比陶渊明还要小二十岁，甚至三十多岁。
也就是说，陶渊明活动的年代和经历，都和《世说新语》的书写范围有交集。
第三，《世说新语》的作者或者说主编刘义庆，应该是知道陶渊明的存在的。
陶渊明是元嘉四年（427年）去世，刘义庆元嘉十六年（439年）任江州刺史，江州的治所在浔阳，也就是陶渊明隐居的地方。
陶渊明至少在江州一带，名气是不小的，此前的江州刺史都知道陶渊明，而且几乎有点讨好地给陶渊明很高的礼遇。刘义庆是既喜欢读书又喜欢隐士的，虽然他任江州刺史的时候，陶渊明已经去世十多年，但说他没有听过陶渊明的名声，应该不大可能。
这么说起来，陶渊明不论性情，还是活动的年代和范围，都如此适合入《世说新语》，但却没有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解释，和出身有关。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虽然权倾一时，但毕竟出身不高，门阀士族是瞧不起的。而且，《世说新语》对陶家的印象似乎尤其不好，写到陶家人，哪怕本来挺正面的事，也给人感觉暗搓搓使坏。
《世说新语》评价陶侃性格“检厉”，就是好话而用了看起来不太好的字眼。再如：
王脩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世说新语·方正》）
琅琊王氏的王胡之（字脩龄），在会稽郡东山陷入贫困，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是当地县令。陶范想接济一下王胡之，送了他一船米。王胡之是什么态度呢？根本不接受，说要是挨饿了，自然会去找谢尚，不需要你的米。——我琅琊王氏这么高贵，接受陈郡谢氏的馈赠，已经是我能忍受的下限了，吃你的米，我丢不起这个人。
这一条，《世说新语》是放在“方正”一门里的，对王胡之摆士族的架子，不给陶家人面子的行为，表示赞赏。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世说新语·文学》）
才子袁宏，就是给桓温写九锡文，给谢安改得一直不能定稿的那位，写《东征赋》，把东晋前期的名士都大大夸赞了一番，但一个字没提陶侃。陶范把袁宏骗到一个小屋里，拿刀逼着他说，我爸爸这么大功劳，你怎么能忽略他呢？袁宏没办法，说，我大大夸了您父亲啊，怎么能说没有？于是现补了几句。
这件事收在“文学”门，意思是赞美袁宏文思敏捷，至于不写陶侃确实不公平，《世说新语》是不关心的。陶范在这里则被处理得有点滑稽可笑了。
还有些例子，不一一列举了。《世说新语》这么不待见陶家人，不写陶渊明，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种解释，是陶渊明自己不配合。
陶渊明几度出来做官，做不多久又辞官，是因为性格确实不适合官场。但不管怎么说，陶渊明在东晋时代，是做一会儿官，然后辞职，然后因为太穷了，就再出来做一会儿官。但到了刘宋时代，陶渊明就再也不做官了。
所以历来有一种解释，陶渊明后来不再做官，是因为他忠于晋朝。
陶渊明穷病了，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来看他，对他说：“贤能的人生在人世间，天下无道就归隐，有道就出来做官。你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文雅高明的时代，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呢？”
话说得很体贴，但潜台词似乎是，你拒绝出来做官，是不是在污蔑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是盛世？
陶渊明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隐居的古代贤人比，不过是志向不在做官上罢了。”话说得也很客气，但也很坚定，我就是不做你刘宋朝的官。
檀道济想送给陶渊明一些食物，陶渊明挥挥手，让他快走。
其实，之前陶渊明也接受过刘宋文坛领袖颜延之的馈赠，颜延之也是刘宋的官，为什么偏偏不要檀道济的？
可能是因为颜延之也是文人，做事也是务虚的。檀道济是一代名将，刘宋能够建立，他是大功臣，这就突破陶渊明的接受底线了。
还有，著名的《桃花源记》，有不少人认为，陶渊明也是有寄托的。桃花源里的那些人，是不肯接受秦朝的残暴统治，才躲到桃源深处的。秦朝是邪恶政权的代名词，这里其实暗指刘宋。陶渊明是在说，我是多么想有个桃花源，好远远躲开你刘宋的统治啊。
虽然这类说法，是到赵宋（大家更熟悉的赵匡胤建立的那个宋）才炒热的，但也不排除是事实的可能。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是第一个大力推崇陶渊明的人。萧统就说，陶渊明以做新朝代的官为耻辱。这是梁朝人的说法，宋齐梁陈，梁朝距离刘宋没多久，要说刘宋时已经有这个说法，也不奇怪。
所以，对刘义庆来说，陶渊明属于上一个时代留下来的顽固分子。刘义庆编《世说新语》本来就很可能是为了避祸，收录和陶渊明有关的内容，属于给自己找麻烦，不如不写。
第三种解释，没那么复杂，刘义庆就是忘了。他是应该知道陶渊明，但知道也可能忘了啊。
一开始就说过，《世说新语》编得并不是很认真，疏忽一些不该疏忽的人，并不奇怪。
而陶渊明虽然生前就有点名气，但还不够大，属于可写可不写的人。
陶渊明曾经入过桓玄的幕府。桓玄当了皇帝，他知道，古代的盛世，一定会有隐士出山来拥护新政权的。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是盛世，桓玄就找了个人去冒充这个忍不住出山的隐士。桓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幕府里，就曾有一位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隐士代表，硬是把陶渊明华丽丽地无视了。
六朝时最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一样，没提陶渊明；钟嵘的《诗品》，把陶渊明的诗列为中品，中间档次，并没有认为有多高明。
其实理解陶渊明诗歌的好，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的诗天然质朴，直指人心。大部分人也会觉得这样的诗文很动人，但是却容易觉得这种动人不够高级。陶渊明的价值，是在穿越历史长河的传播中，一点点被发掘出来、确认下来的。
总而言之，史料有限，以上哪种说法对，不能定论。也许几种成分都有一点，也未可知。
不管怎么说，《世说新语》和陶渊明，都是推崇自然的。但天地本不全，要自然就不能太刻意追求完美。所以陶渊明和《世说新语》擦肩而过，也算是一种遗憾之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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