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作品与读者共鸣

——浅谈近年来甘肃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创作

任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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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真：浅谈近年来甘肃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创作

近年来，甘肃文学创作发展势头迅猛，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保持着高昂的提升姿态。尤其在这次黄河文学奖评选中，涌现出许多可圈可点的精品力作。在纪实文学作品中，阎海军的《崖边报告》格外引人注目。这部作品全方位呈现了崖边村的变迁史，记录了村民数十年来的经历和命运。它之所以打动人，就在于其真实性。虽然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美的，但美的东西都一定是真实的。真实是对纪实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纪实文学的生命，离开了真实，肆意编造，那就不叫纪实文学了。甚至在我看来，即便是善意的虚构，都是对作品中人物的不尊重。这部纪实文学恰恰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好，它真实得让我不忍心把“崖”字读作“ya”，而按土话叫“ai”，似乎叫“ya”就多了几分“洋气”，把作品最触动人心灵的“土气”淹没了。其次这部作品能够直面现实，直面矛盾，没有粉饰，没有拔高，把当下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活生生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譬如婚姻问题以及居高不下的彩礼，打工潮以及由此造成的空穴老人、留守儿童等等，不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农村悄然发生的裂变，也为当下研究农村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本。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写了一个村，但又不仅仅只限于对“这个”村的解读，而是通过多年的观察，努力开掘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给读者传递了更多的东西，也写出了西部农村的普遍性，让读者通过作品仿佛能看到自己老家的现状，看到自己亲人的影子。因而与读者产生共鸣。

雷媛的《樊锦诗：敦煌的女儿》，在众多描写樊锦诗的文章中显得比较独特。应该说写别人写过的题材，尤其是公众熟悉的人物，是有一定风险的，至少是有难度的。但作者似乎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把她当成了一位普通人。通过平实的叙述，从细微处着笔，写工作中的喜怒哀乐，写生活中的琐琐碎碎，使人物显得非常饱满，可亲可敬。这是纪实文学值得倡导的一种品格。作者写樊锦诗对敦煌的珍爱，用了一个“藏”字：她“恨不得把莫高窟藏在保险柜里”，紧接着又反过来写樊锦诗的“扬”：“敦煌是人类的敦煌，必须借助各种平台宣扬，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为此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并为此“身体力行，和同事一道，创造了莫高窟全新的游览模式”。可以说整篇作品始终贯穿着情，字里行间弥漫着爱。樊锦诗“爱敦煌，爱敦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但她要成就这份大爱，就必须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她把五岁的二儿子送到河北老家寄养，有一次去接，从孩子身旁走过竟没认出来。在丈夫大姐的一再引导下，孩子才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这个细节让人非常感动，她把爱给了敦煌，却忽略了儿子。作者还描写了樊锦诗的家：沙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是她单身时用过后来加了个木板拼成的。如今家里还是这样的陈设，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樊锦诗的一句话解释了一切：“家里不是缺钱，我们都觉得没有必要。”樊锦诗的心里装着敦煌，她的精力全在学术研究上，至于坐什么样的沙发、睡什么样的床，对于她来说都不重要。读文至此我甚至想，要是哪天把家里全“现代化”了，她可能还无法适应。这就是樊锦诗，一个把爱全部爱献给敦煌的人。作者娓娓道来，通过一个个细节，完成了人物塑造，读来脍炙人口。

还有两部纪实作品也是描写典型人物的，田世荣的《草原曼巴》，记录了“感动中国”人物王万青数十年的人生境遇和独特的草原岁月；刘晋寿的《博士县长柴生芳》，塑造了一位人民公仆的崭新形象。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注重了人物内心的开掘，使作品避免了表面化、雷同化，增强了感染力、传递出正能量。此外独化的《沉香》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诠释生活和命运；李仲清的《生机盎然的装备制造园区》以纪实手法描写工业发展；朱克禄的《黄河不能忘记》以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一位老军人的传奇经历。都颇值得一读。

儿童文学创作也令人刮目，作品多，质量高，让大家对这一领域充满了憧憬。张琳的《飞向石头小镇》，手法老道，叙述娴熟，文字超然，内涵丰富，对主题的把握也很精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的机智，也能感受到其真诚。能把一部儿童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实属难能可贵。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孩子在遭遇了家庭变故之后的成长故事，当家庭成员面临剧烈的情感震荡和亲情撕裂时，神奇而斑斓的石头小镇幻化出种种奇妙之物，帮助孩子经受住了生活的磨难和考验，最后完成蜕变。在这部作品中，我更加看重作者对“幻想”的诠释，作品充满了奇妙、唯美、绚丽而又符合孩童心性的幻想元素和情节，但它与我们惯常见到的“幻想形态”不同，并不是毫无边际的，在“第二世界”的营造也是有限度的，属于在现实维度开掘的可信的幻想。这种幻想不是非现实或超现实的，而是根植于生活本身，因而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作者对生活的思考。作者的幻想理念，代表了她对于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的理解和判断，那就是写给孩子的文学终其实质是指向对现实存在难度的勘探与驾驭，必须引领读者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实现灵魂的飞升，领略到幻想带来的神奇和力量。另外这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其语言的运用，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已经摆脱了当下许多作品所使用的“儿童语言”，它的讲述张驰有度，文字精致典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受到审美熏陶。可以说这部作品与一些照相式地摹写儿童生活，甚至以逗趣迎合的方式来取悦小读者的儿童作品已拉开了距离。

曹雪纯的《天空中最亮的星》也不容忽视。作者讲述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与支教教师之间的故事，从误会、走近到后来的理解、信任，他们共同获得了成长。而主人公也终于知道自己寻找的那颗最亮的星，其实就是一直帮助自己的那些善良温暖的人和面对困难内心坚定的勇气与力量。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东乡族乡村特有的风情风貌，细腻地刻画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传递出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作品徐徐进入，清婉流畅，读来如沐甘霖，有畅快淋漓之感。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文体的驾驭已趋成熟，并表现出较大潜力，若继续努力，将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波眠的儿童诗歌集《最好的奖品》，同样也关注了儿童成长。作品通过儿童的视觉，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用孩子的心灵去感受世界。构思奇巧，想象丰富。像给孩子打开了一个园子，能看到蝴蝶，闻到花香。刘海云的《阳光还是阴影，只需一个转身》，是一篇儿童短篇小说，讲述了男孩林跃由于虚荣心作祟，羞于向同学承认妈妈是学校门口摆摊的小贩，遮遮掩掩中被同学撞破真相的故事。他以为会遭受嘲弄，却得到了理解和感动。整篇作品流淌的是温情，传递的是暖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是一位残疾女青年，下肢几乎不能行走。她把文学当成了唯一的追求，当成了生活的全部，甚至视文学为生命。我们对像刘海云这样在艰难中孜孜追求文学、在困境中努力写作的作者充满敬意。

理论批评也有很多好作品。杨建军的《丝绸之路上的华裔文学奇葩：中亚东干文学》，以陕、甘两省赴中亚的东干族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源流上廓清了东干文学的概貌，探讨了其在世界华人文学中的价值。并通过世界文学互动角度，比较了中亚华裔文学与不同国度的少数族裔的移民文学，提出了在建设“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亚东干文学的特殊意义。另一篇是安少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的民族文学价值建构及反思——以口头文学为例》，作品通过考察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出现的口头文学“物质化”、“商业化”现象，揭示了口头文学价值判断的某种误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多民族文学史书写”两个场域的互动关系中，探讨了与民族口头文学价值建构相关联的口头传统要素，由此对民间口头文学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理论思考。两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值得称道。

一部作品好不好，当然有很多标准，需要从方方面去衡量，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能够和读者发生共鸣，能够让作品的思想情感引发读者的思想情感。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但要做到并不容易，至少需要克服以下问题。

在纪实文学写作方面，一是缺乏文学性。一些作品基本上是大通讯，运用的是新闻手法、新闻语言，显得比较刻板，读起来枯燥；二是把人物塑造得“高大全”，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使得典型人物高高在上，和普通百姓拉开了距离，很难让读者接受；三是完全不讲谋篇布局，故事结构，直接从人物的出生写到去世，缺乏基本的写作技巧。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值得警惕。

儿童文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我这里主要说说“想象”。从《安徒生童话》到《哈利波特》，都把想象发挥到了极致，想象也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元素。而我们一些作品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不是没有想象，几乎每一本书都有，但缺乏创新，缺乏“出乎预料”，缺乏“耳目一新”，缺乏“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这样的作品只能陷入乏味的说教；有的作品太注重想象，却忽略了艺术美感，而且一味迎合儿童的好奇心，使想象变成了夸张，完全脱离生活，作品最后落入俗套。想象是儿童文学的翅膀，如何在天空翱翔，是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无法回避的考题。

至于理论批评，我想从自己的好恶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在阐述理论的时候，不要太“理论”，不要太“深奥”，更不要用一些生僻的术语“故弄玄虚”，尽量多一些通俗的成分，用一些形象化的语言，说一些深入浅出的话，让读者能够看明白。倘若再能多一点文学性，恰到好处地输入一点散文元素，让理论文章也能成为美文，那就太好了。

作者简介

任  真，甘肃文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入伍，历任步兵排长、宣传干事，《西北军事文学》主编，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现供职于西部战区陆军。出版小说集《天黄有雨》，散文集《依然认真》，长篇随笔《品读历史》，长篇报告文学《边关》、《亲历国家行动》和《任真获奖报告文学选》等。作品多次在全军、全国获奖，并收入各种选集和年度选本。近年开始国画创作，已有多幅作品发表和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