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说出来
小时候读书，有疑问的时候，总觉得是自己看不懂，毕竟有些字和成语都不明白呢。
稍长大一点，学了些理论，发现大多时候，这些理论都经不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驳。但那时候权当做是逻辑训练，没太当回事，也还不大敢去反驳，最多也是课堂上和老师争辩，气气人而已。
当阅读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对作者的一些观念产生质疑。但质疑还是得有依据，你又怕自己没那个本事。或者也觉得，这么明显的漏洞，作者不应当没有发现吧？
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读书时候凭借自己的常识或者经验，感觉作者说的不对的时候，那必定是作者错了，而不是你的直觉出了问题。
例如，当我阅读基斯·斯坦诺维奇的那本《超越智商》的时，收获是有不少，但作者提出什么三种心智加工模型、什么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这些概念时，我被搞懵了。
不是我无法理解他具体指的什么意思，而是这样难懂又难记的概念，让一般人如何“超越智商”？反而是作者提到的，与其观点相对的另一类崇尚直觉思维的学者，引起了我的兴趣。比如吉仁泽。
吉仁泽的理论很简单，也很合我胃口。什么二重心智，理性与感性的分类，什么快思与慢思，惘然！直觉对于生存很重要，所以才在人类演化中保存了下来，而对生存有用的，必定就是合乎生存的，也就是理性的。
大多时候我们做决策，用的是直觉，而不是什么富兰克林的复式记账法。择偶也并非像是达尔文那样，列出结与不结的若干种理由，一一分析。就连跨国公司的董事会，大部分时候也都是靠直觉决策。
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合写了一本叫做《助推》的书，读的时候的确也收获颇丰，但我却总是有个疑虑。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既然人常常是非理性，那么他们做决策的时候，选择就往往并不是合乎理性的，有时候也并非对他们自身有益处。因为，塞勒和桑斯坦认为，政府就应该作为“温和的家长”，给他们一些强制。
“助推”就是他们所提出来的方式。比如，以前人临死前签署的文件上，默认的选项是不捐献器官，那么我们就应该将默认选项改为“是”，这样就能够提高器官捐献的比率。
还有参加保险计划等各种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这些“愚蠢的人类”（塞勒等人并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并不知道如何选择才对他们真正有好处，作为管理者就应该给他们一个默认的好的选项，这样懒一些的人就能够不用更改其选择了。
你看，多么完美的“家长”，每届选民都如此愚蠢，所以我们就应该给他们发一张含有默认政客的投票，他们只要投进去就好了（当然，塞勒等人并没有如此明目张胆地建议）。
读《助推》的时候，我就在想，塞勒所提倡的“助推”政策的前提是，提供选项的政府机构、管理者、企业，是一个为选民、为员工和为老百姓幸福考虑的“好人”，但历史证明，几乎没有这样的统治者存在于世过。
反而是这样的“助推”，被一些邪恶的（大部分时候）机构用于自己不可告知的目的时，那么我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可就遭殃了。
读完后我并没有把这样的观点表达出来，同样是担心是自己错了。毕竟塞勒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呢！
这两天读塔勒布的《非对称风险》给了我很大勇气，塔勒布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也是敢于对自己言行承担责任的人。该书中，对于塞勒就大批特批，倒是进一步激励了我。
由于当今社会的学者、机构和政府，缺乏“风险共担”的责任，所以他们给出来的建议、看法和观点，都变成了值得商榷的事情。
你以为世界卫生组织就能够客观地给出建议，每当有全球性流行病发生的时候，有多少说客去争取自己开发的疫苗能够成为推荐产品？你以为医生能够为病人着想，能碰到一个不过度治疗，不需要各种仪器、CT和化验就给你救治的医生就应该烧香了。医学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新药文章，多少是能够经得住可重复研究的？
同样，那些在电视上预测股票的，有多少是自己下了注的？那些提倡健康饮食的专家，有多少人是严格按照自己提供的食谱生活的？
期望有一个良好的上层机构实行“温和的家长主义”，推你一把，其结果可能是把你推到悬崖下，而不是扶你上岸。也难怪塔勒布想把大部分经济学家送去绞刑了。
因此，当读书过程中有疑问的时候，不管是作者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回避这个话题，就应当就此停留一下，追问一下，如此才不会被其花里胡哨的观点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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