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

   

裁缝

   

    我记忆中裁缝上门做衣服已是七十年代的事了

    那时候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总要约个裁缝来家住上几天，帮一家老小做身新衣服过年。那时候特注重过年穿新衣服，表示新年新气象。尤其是小孩长得快，每年一件新衣也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有一年妈没有给我做新衣服，说去年的那身衣服做大了，都没什么穿，今年就别做了，我听了竟然会鼻子一酸。现在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以前是再穷也要省下几个钱给孩子过年做身新衣服。当然大人也就将就一点了，一件新衣服要过好几个年呢。

      文革末期，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的手艺人又悄悄的潜回城市，裁缝、木匠等，通过熟人介绍，口口相传，游离在百姓坊间。为什么要找人来家做衣服？只有一个原因，省钱。因为是按工计费的，一个工大约1元左右，包吃包住。那时候生活还不太富足，城乡差别也很大，手艺人大多来自农村，他们想通过手艺养家糊口，而城里人则是要在捉襟见肘的生活里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地下市场。那时候游走在上海弄堂里的裁缝是很吃香的，尤其是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裁缝特别难约，我真搞不懂那些大人们为什么不未雨绸缪，夏天就把过年的衣服做好，老是要等到快过年了，急吼吼的到处打听裁缝，这也是我最为担心的一件事。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过年就讲究一个新，在这个人人都穿新衣服过年的时代，穿不上新衣服过年，多寒碜。记得有一次年底了，硬是把人家裁缝拽过来，做到大年夜凌晨才放人家走，裁缝是有职业道德的，总是尽最大的努力让他的顾客过一个圆满的年。

    家里的裁缝也来过好几个，来无踪去无影，手艺平平也就不被人记住。唯有一位我们背后都称他为“瞎裁缝”的师傅，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来我家做的次数最多的一位。“瞎裁缝”是位红帮裁缝，就是会做西服的那种，红帮裁缝在我们心目中是有点本事的。另一种是中装裁缝，会做老式大襟衣服。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式裁缝越来越不吃香了。但流落在民间的红帮裁缝大多不是正宗的，都是根据社会需求由中装半路出家，所以中西通吃，特受欢迎。普通老百姓不讲究那么多，只要衣服做得好，不在乎正宗不正宗。“瞎裁缝”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推荐的，要不是关系好是绝对轮不上的，据说“瞎裁缝”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

    “瞎裁缝”我以为是高度近视，那日他到我家才知道有一只眼睛几乎完全没了视力，所以看人做事头总往一边斜。师傅大约五十多岁，是江苏泰州人，说话很卷舌，我大概只能听懂他一半话，而且要全神贯注。他身穿一件旧呢制服，藏青色已成青灰色了，瘦脸，厚嘴唇，脸很板，动作很麻利。他用一只眼睛扫了一下工作环境就开始布置所要准备的工具：一台缝纫机，一副门板，床板也行？一条毛毯，可以做工作台，还有一些针头线脑的细碎的物件。妈妈大约和他谈了需要做哪些衣服，需要多少工，他便匆匆的走了。

    次日我们一家早早的起床，准备起来了。妈妈没采纳他意见用床板，太麻烦了。妈妈用一张八仙桌和吃饭用的小方桌拼起来，然后把小方桌垫高，再铺上一条旧毯子，就是很像样的工作台了。裁缝来了也无话可说。当时我们家还没有缝纫机，于是到隔壁阿姨家借来一台缝纫机。妈妈拿出了所有布料让师傅过目，告诉他哪一块料做什么衣服，我到现在都能闻到那些布料的香味。接下来就是量身定制，师傅的脑子特好，我发现他帮我量尺寸时都不用笔记，我担心他忘了还提醒他记一下，他好像没听到，他把那些尺寸都记在脑子里了。

    那个时候的我，真处于对女红很着迷的年龄。所以裁缝来家我会很兴奋，忙前忙后特别勤快。看裁缝做衣服当然也是我最有兴趣的事情。裁缝干活很麻利，他的双手像跳舞一样在案板上灵活地摆弄哪些布料，发出咚咚的声音；时而用剪子擦擦擦，时而坐到缝纫机前一顿猛踩。每一个动作都是环环相扣，从不迟疑。我最佩服的是他那双粗糙的手，上面有许多口子，也不知是被线勒的，还是冻裂的，拿起细细的银针飞针走线的样子，静静的屋子，只听到那擦擦的拉线声，那针脚细密整齐，让我羡慕不已。然后再用那双粗糙的手做成各式漂亮的纽扣，最常用的是长脚纽，也叫百脚纽，尤如百脚虫（蜈蚣），还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盘扣、花扣、琵琶扣、等。我看似学会了，但后来有一次我如法炮制，不行，没做成。我最好奇的是看他烫衣服时喷水，他喝一口破茶缸里的水，然后用力一甩头，口如喷雾花洒，水汽均匀地落在他要烫的部位。有一次我乘他不在，要用他的熨斗把我的裤子烫两条折缝，那时很流行。于是我也喝一口水，学着他样，用力一喷，结果脸上，衣襟上，裤子上湿了一大片，都是口水，答答滴，狼狈不堪。 瞎裁缝的工具是他的宝贝，不准我碰，有一次我随手拿了他的剪子想剪一块布，他看见了一把夺走，吓得我再也不敢动他的东西。工具里面他最爱惜的还是那把裁衣剪，溜光地滑，把手上还缠着布条，。他有一块磨刀石，时不时还经常拿出来磨两下。裁缝师傅初到我家是时用的炭火熨斗，我很稀罕，里面烧着红红的木炭。也不知是舍不得加碳，还是忘记了加碳，常常会熄灭，于是他也图省事，把熨斗放在炉子上烧一下用。后来几年干脆直接用烙铁熨斗了。师傅还有一件让我稀罕不已的宝贝是一只拉线盒，里面装着不知什么粉，把线一拉，往布料上一弹，一根直直的线便出来了。后来几年也不用了，直接用划粉，因为主顾们在买针头线脑的时候都会带上划粉。他唯一派我用场的是让我调浆糊，我用一把盛粥的勺子，放点面粉和水调成浆糊，他用得很快，一会儿又让我去调，我怕麻烦，就用锅子调，想多用几天，结果糊了，我看见“瞎裁缝”的嘴巴撅得老高了。他有一把竹子做的三角形刮片，专门用来刮浆糊的，我也很喜欢。他有时也会用手抹浆糊，抹完了手指往嘴里一舔完事。弄得我也忍不住悄悄的挑点浆糊尝尝，是啥味道。

    母亲是一个非常会折腾的人，家人穿的棉衣几乎每年都要翻新一下，母亲说这样会更暖和。她有件丝棉棉袄翻了好几次，越翻越薄了，后来干脆换上新的面子改给我穿了。我当时穿着绸缎的丝棉棉袄在同学面前故意撩起罩衣卖洋。说起罩衣，裁缝师傅真是做的天衣无缝，那么合身，那么妥帖，以至于我每次换下来洗后，马上又套回去。因为穿过这合身的罩衣再穿不是原配的简直是种折磨。我还记得师傅帮母亲改过一件皮衣，是猫皮的。他费力的睁着一只眼，一针一线的拼接着碎块猫皮。耗了很多时间。当这件衣服改制好以后，母亲穿上又合身又漂亮，人显得苗条又精神，一点也不显臃肿。

    裁缝来家的日子，我们家的伙食水准明显提高了，早晨泡饭搭大饼油条，或糍饭糕。中午、晚上顿顿荤素搭配。这和裁缝做衣服无关，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尤其母亲是心地善良，对外人特别好，见裁缝埋头吃饭，不吃什么菜，不停的给他夹菜，他不爱说话，最多也就鼻子里哼两声。母亲是很会唠嗑的，但对他这种只干活不说话的人也是挺没辙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家庭状况知道的很少。我有时会学他说话，他也不在意，时间长了如同家人。我们每日里师傅长师傅短的对他很恭敬，还提供一包飞马牌香烟。晚上师傅就睡在我们家楼下后房间，这原是弟弟的地盘，母亲把弟弟赶到楼上去睡。师傅有自己的铺盖，黑乎乎的又薄又硬，母亲怕他冷，把褥子垫得厚厚的。清晨，我早早起来买菜，那时副食品供应短缺，若要家里的饭菜像样一点，必须天不亮就要起床买菜。我起床下楼要经过后房间，我蹑手蹑脚走过他身旁，看见他一动不动地蜷缩着，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没有一点声响，心里不禁会生出一丝怜悯。不知道他睡得好不好，也不知道他冷不冷，为了赶制衣服每日都要开晚工，很晚睡觉。他这种漂泊无定的生活是不是很辛苦很艰难。

      到八十年代初，这些游走在民间的裁缝，基本上都在上海租房子居住，然后在出租屋里开一个裁缝铺，大家把衣服拿到裁缝家来做。这样彼此都方便许多。我们家隔壁就住进了一对父子裁缝，我婚后的衣服大多是在他那里做的，手艺一般般，经常要返工。我们还是很怀念“瞎裁缝”，他做的衣服一次也没有返工过。听说“瞎裁缝”没有留在上海开裁缝铺，据说是身体不好，回了老家。再过几年听说死了。黯然！

      “瞎裁缝”在我家做了那么多年，终于也没熬到替我做嫁衣的时候。我的嫁衣是在南京西路著名的中式制衣店“龙凤”里做的。做了一件紫红色的舍味昵大襟衬绒夹袄，滚黑边、琵琶扣。还有一件是绿底银花织锦缎对襟驼毛棉袄，龙凤扣。我想如果“瞎裁缝”在也一定能做出如此好的衣服，而且工钱要便宜多了。后来的我热爱缝纫，儿子小时候的衣服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自己的衣服大多都自己做。这和瞎裁缝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谢咪家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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