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我正读高中，遇到了他。
那个时候，他刚大学毕业，从遥远的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到我们那个小山沟里当了教师。现在想来，那时候他只比我们大几岁而已。他的名字叫张保太，但我们都叫他“太保”。虽然并不清楚“十三太保”中的“太保”一词具体是什么意思，但直觉告诉我们那一定是很厉害的角色。
“太保”家住在一道很深的峡谷边缘，我想不通人为什么要把房子盖在那个风大、突兀、危险、荒芜的地方，但那里的确有一排平房。那年月，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二十年了，但在西北边陲，仍然物资匮乏，老百姓都生活的很简朴。我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进过老师家中一次，那是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只有简单的床铺、桌子、火炉等简单家居物品，屋里的墙壁原来是白色的，但已经被烟熏成了黑黄色。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太保”居住在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小房子里。他的黑色衬衣衣领领总是崭新笔挺；黑色太子裤（那时流行的一种男士裤子，类似西裤，一般为黑色，裤管肥大，管口较小）、黑西装、黑皮鞋总是一尘不染；棱角分明的板寸头只看一眼也会马上想起鲁迅。“太保”从来不笑，那张严肃的、留下许多青春痘疤痕的脸，在一套黑衣服的映衬下格外白亮，这让我们对他更加畏惧，从来不敢主动靠近，但越发觉得“太保”这个名字非常符合他的气质。
我们曾私下讨论他到底会不会笑，那时，我听说他是因为在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才被“发配边疆”的，还听说学校本来不允许老师穿太子裤，但他并服从学校的管束。（现在想来，那时有好几个这样个性鲜明的老师，还有一个教地理的男老师留着满头长发，还烫了卷，遭到学校批评，于是他剃成了光头，仍然不符合学校规定，然后他就连上课也带着帽子，依然遭到学校批评。这些老师对青春期的我们，尤其是对男生影响很大。）这些充满江湖气的传闻，又给“太保”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冷酷的色彩，同时也让我们对他多了几分敬重。
除了上述这些表面形象外，“太保”老师对我而言，有更加具体而深刻的影响。
高三那年，所有科目都在紧张的复习，但“太保”的似乎并不着急。每到周六补课，我们都有两节连堂的语文课，“太保”从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考试或讲题，而是开始他的“名师大讲堂”，讲的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听说过“红学”，但同学中几乎没有人读过《红楼梦》，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学”是个啥。虽然听不懂，也记不住老师讲的内容，但我们感觉开了眼界，感受到了“太保”老师的学术精神。
“太保”鼓励我们进行文学创作，题材不限，唯一要求是每个人都要写。等到每周上语文晚自习时，每个人都要上台读自己的作品，有几个同学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我班一个男生似乎是受到那个年代流行的金庸、古龙武侠小说的感染，也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每周写满一整本子，以至于到后来，老师为了给其他同学留下分享作品的时间，只让他念十页就停下；还有一个同学，那时在读海明威、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写了一些我们都听不懂的奇怪文章。不过，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说他已经发表过好几篇文章。
有一次，我忘记了“创作”，上晚自习后才意识到问题之严重，眼看快轮到我了，只好临时胡诌了几行“诗”，硬着头皮上台念了一遍。我坐在第一排，走上讲台只需几步，但我红着脸念完作品回座位时，却感觉那几步路无比漫长和艰难。“太保”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境，未作评论，直接说“下一位”，我才如释重负，同时也更觉羞愧。
学习话剧的时候，“太保”老师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放映机，带领我们观看了《红灯记》，还看了一部电影《拯救大兵雷恩》，然后，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组，分别排练并表演了《窦娥冤》、《茶馆》、《雷雨》、《阿Q正传》，许多同学的表演让人捧腹大笑。
我曾得到过不苟言笑的“太保”老师一次表扬。那是一个高三模拟考试，我的语文成绩鬼使神差的考了全年级第一名，六十分的作文得到了五十六分，我自己也很意外。发卷子的时候，老师笑着说：“小伙子可以啊！”那时我知道了，原来“太保”老师是会笑的啊！
后来，我听说他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还知道了他爱好书法，毛笔字写的很好；再后来，我中学毕业了，举家搬离了那座小城。若干年后，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曾经的母校已经废弃，变成了堆满了杂物的厂房，“太保”老师也失去了联系。
如今，在倡导“探究式学习”的环境中，教育者们重新开始思考“知识霸权”、“话语霸权”的问题，指出探究式学习的需要给学生赋权，鼓励学生自主进行知识建构。当我也作为一名教师，开始思考“教育”这件事的时候，那些在我们迷茫的青春岁月里留下了难忘记忆的经历，都涌了出来，我才品读出“太保”老师人格之独立、教育情怀之深厚、教育思想之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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