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民风.民间

民俗·民风·民间

        ——《末代紧皮手》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指向

        孙悟祖

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作家李学辉的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已经出版好几年了，在省内外掀起了层层涟漪，好声如潮。国内的许多著名评论家和作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读和评论，评价很高。

本文从审美价值的眼光和纯文学的角度，审视和剖析《末代紧皮手》的文本价值和创作动向，旨在挖掘文本深层的哲学内涵和社会价值，及其精神导向与意指。

关键词：神性——绘画的色调（以国画为例）

        欢欲的建构与叙述技巧——绘画线条的技法

（绝望  与梦想、幻灭的悲剧意识）

        民族性——国画的象征性与价值趋向

        土地，是生长在在大地上的草木、山川、河流以及万物，依附于土地上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生命自身蓬勃发展的自由精神。他是依附于作家写作心灵的新空间，新版图，新土地，也是作家写作时耕耘的自留地，这份自留地也是作家空间意义上的版图。

土地，是一个物象，也是具象，赋予它诗意就具有了象征意义和土地的意义，他是“灵与肉”在意象与价值指向的的结合，是“土地”的单一性与土地上生命与万物的多元性复合的产物，更是一种精神依托。紧皮手，是一种对土地的崇拜、信仰、寄托、神奇。他是隐含在熟知的生活和真实存在的一种“神秘”和“陌生”，他也是一部虚拟的“客观存在”的版图和西部世界。紧皮手——土地的精灵、化身、图腾，他也是走向大地的支撑点和连接点，更是生存的纽带，是作家触摸到了大地的脉搏和心脏跳动的声音。土地——紧皮手，是一种希冀，亦或是一种象征。其实作品最真实时，就自然而然“凸显”出了一种神秘，这种神秘就和平面镜里看自己的容貌一样神奇，这也取决于写作的角度和叙述技巧。

小说不可能还原土地，也不可能恢复土地的本来面目，当我们可以“描述”，使其赋予哲学的深度和生活的诗意。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写作世界就是把生活从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努力去构筑自己的写作空间，从生活中剥离出一个具有作家思想的精神世界。土地的标本，就是乡村和城市，尤其乡村——它是生长在大地之上这棵大树之上的最重要的果实与结晶。《末代紧皮手》里的紧皮手，表面上是一个肉身凡胎的人，但被作家艺术地神话了，人与人，神与人搭起了一座桥梁，那就是神性。

紧皮手，就是活着的天神——土地爷，被人们或时代“阉割”了的真人，他也不是活着的木偶和植物人，而是一种民俗意义上的土地象征图腾。这是一座神性的桥梁，也是人类的普遍的一种崇拜意识。这个新鲜元素，放在了农耕时代的契合点上，更具有时代特质。《末代紧皮手》是从道德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与现实，这种人文思辨中，只是道德的一切压倒了文化内质的要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把民俗学或神话学的读解确切地构筑到我们意识中去得方法之一是荒诞现实主义。它具有双重性的价值选择现象学的变化状态，把意向中的各种形式表现为两极——新与旧、死亡与诞生、开始与结束（详见大江健三郎著《小说的方法》，P184页，金城出版社）。紧皮手一生的生活历程，体现的就是作家大开大合的唯美主义、理想主义、神秘主义的价值体系，及作家思想的意向性和作家的哲学向度。

末代紧皮手余土地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启，他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惨烈的。生活的现实与憧憬的理想之间的矛盾，紧皮手就是农耕时代“二律背反定律”下产生的时代产物，即末代紧皮手，一个背负着一个时代烙印的人，承载了极大的哲学内涵。紧皮手的一生，肩负着巴子营人的生死命运，是悲凉的，甚至是悲催的，更是波澜壮阔的。这样看来，紧皮手是一种象征，抑或是一种隐喻。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把死亡定义为“柏拉图式的、充满神性的原初体验”。甚至布洛赫意识到，“这些只有在神学框架下才拥有可能性，哲学只有在神学价值体系内才具有科学力量和准确性”（详见赫尔曼·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P24页，梁锡江著，吉林大学出版社

）。没有一个哲学家将神学遗忘，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哲学家将哲学列入神学范畴，譬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概莫如此。所以，紧皮手是一个象征，体现了精妙、神奇、高超的特质。神性是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的开门栓，也是文本重要的基点和基调。我认为，这就是一位真正严肃的作家，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建立自己的艺术宗教信仰。

爱欲与性爱及其叙事肌理的形成。人物的新奇导致人物价值观的多元化。一个疲软萎缩的阳根本来就是滑稽的，它的出现本身就是悲剧的诞生。余土地与黄秋艳和何菊花三人之间的情与爱，就是这样的产物。那个年代里，人们的历史观与价值观、道德观与伦理观以及现实生活的矛盾尤为突出，人物处于两难境地，她们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讲，都是正确的。这种“多元对立”的产物，表现为人性的扭曲和挣扎，还有反抗，同时人物也更符合时代特征。作家在处理文本的叙事技巧上，尤为成熟，那种明晰、缓慢而稳健的笔法，形成了作家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大作家的“胚芽”的雏形和气息，尤为难得。福斯特认为，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开始写作的时候想好小说将要发什么事情，主要事件是什么。（详见《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P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故事从石塘激水——龙鞭抽打——供奉扶持——隔离审查——批斗——死亡——回归与关爱。冬天还是那个冬天，是另一个冬天。在事先设计的框架内游刃有余，雷厉风行。作家受人物的支配的叙述和人物的经历复合成一脉相承的主线，人物的主次感就在小说中确立了目标和定位。如果小说的人物逃离了作家的驾驭，任其信马由缰，那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实人物的合理出场，也是小说结构和框架下情节的合理需要。如果人物发生了偏离，那接下去的情节就会有了出入。那样，势必会影响文本的主旨和思想，从而小说的任务和使命，就会发生偏离。这样的叙述和一些评论家的高见不谋而合。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里说，小说结构中，每章皆由统一美学原则驱动：在谈自由间接文体时，我其实在谈视角。在谈视角时我其实在谈洞察细节，在谈细节时我其实在谈人物，在谈人物时我其实在谈真实，这是我全部探究的终点。（详见《小说机杼》序言，P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生活的感觉和写作的感觉，常常有一段距离，我们在无限的接近它，力图达到最真实的境界，可是往往力不存心，缺乏“现实气氛”。这就是说，作家观察事物和生活的能力还不够，甚至我们没有把他们很好地利用和组合。作家把“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有效组合，那才有现实气氛。文本中许多民风习俗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活，而作家的描述也是客观的。《小说修辞学》的小说写作“三个普遍规律之二”就是这样说的，即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是客观的。（详见W·C·布斯著《小说修辞学》P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作家的创造力就是要有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常闻赋予诗意，那就是化腐朽文神奇的力量，令人耳目一新，还要赏心悦目。做画也一样，画面是静止的故事；小说是流动的画面。小说的底线最好不要用清规戒律来约束，小说可以突破一切的“禁止防线”。紧皮手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发明或创造，是生活创造了人，也是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尤其小说中的男女之间的情欲摆布非常到位。作家李学辉不但把此类事件连缀得天衣无缝，而且故事情节和细节更是风生水起，一波激起千层浪，进而将人物立体化的“饱满性”推向高峰，跌宕起伏。紧皮手，其实是特定历史时期存在于我们内心对土地的崇拜和敬畏，以及神话的化身。可是，无性的情爱是不是爱情呢？这不好说，或许这就是余土地的爱情吧！

文本中一些纯朴的民俗，还有民风，反映了人们的愚昧和无知，这也恰恰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向往，也是对新生活的向往。这些发生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件，细节使之形象化，就是真实的奇闻，甚至是一种浪漫。在自然生活中越是丑陋的，艺术中越是美的。

黄秋艳和何菊花两个女人与余土地三个人物的命运，构成了小说叙事原则的“三角稳定性”，错纵交织的网状结构代表了巴子营人们生活的一隅。余土地与何菊花的爱欲就是相思与绝望。

而后，余土地大叫一声：“菊花妹子哎——”边抡起了鞭子。

王秋艳痴痴地望着龙鞭在田野里舞动，啪啪的声音让她心潮澎湃，她跟在余土地后面，嘴里也“啪啪”地叫喊。当龙鞭落到最后一块地皮时，余土地一头栽倒在地。

“血——”王秋艳发觉了余土地嘴边的血迹，她抱住了余土地。余土地推开王秋艳，摇摇晃晃站起来 。

“起——”龙鞭划了一道圈，重重的落在了土地里。打完最后一鞭，余土地又扑倒在田地。

“妹子啊——”一声哀音，久久地回荡在巴子营。（P91页）

这段荡气回肠的描写，真正表达了余土地对何菊花的爱恋之情。只可惜，何菊花死了。土地也死了。个体的爱欲与整体的“崇拜”交织而又矛盾凸显，无性之人成为了供奉的神，可是阉割了个人的性欲。同时，愚昧也阉割了巴子营的人们，也阉割了那个时代。而人物就像棋盘内的棋子一样，任由作家摆布，这是许多大作家写作的原由，即人物命运按照事先摆布的叙述结构行进，这样就造成了人物活动范围的“确定性”，也就是作家设立的叙事圈套和文化范规范。这种单一的情感，在文学范畴里，男女关系常常表现为四种心态，即肉体之欢、纯情之恋、智慧较量和婚姻圈套。余土地和王秋艳的情爱有点特别，不是建立在“肉体之上”的情爱，而是生活的依靠和伴侣。

余土地眼睁睁地看着王秋艳把一个个“泥生殖器”捏碎，再倒在地上，用水浇湿，捏成一个大大的生殖器，怪模怪样地立到桌上，

“这不成了，你那物件是个闲物，我捏的这个是个念想。睡觉睡觉。一个女人，有个男人睡在身旁，女人就像个真正的女人了。”

听得余土地泪水涟涟。（P113A页）

这段对话，就是黄秋艳对余土地情爱的坚守，是“无性之人”情爱的范本，也是无奈之下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她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女人的悲剧，而何菊花更是封建礼教下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二元对立”下的“肉体的反抗与精神的放逐”。文本坚守的道德与情感底线的跨越，演绎得悲情酸楚，淋漓尽致。《末代紧皮手》也采用了这种模式结构，关系并不复杂，但这种没有“性”的爱恋在人生意义和哲学层面上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是惨烈的，这就给文本塑造了悲剧色彩，即文本的高潮——戏剧冲突。可是，这种戏剧效果常常把读者带入了决绝和欲哭无泪的境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土地，解放前后由于国情的原因，比较特殊，现代经济属于公有制性质。也就是说，仅新中国建立后土地的几次变革、变化、革命，都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攸关的问题，甚至国家在建国前或建国后的立宪，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吃饭是头等大事，生存是第一要务。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土地的变革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命脉，土地即使政策，又是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关乎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发展。土地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意义非同一般。这就不能不提及我国的制度，尤其土地制度。历来土地制度和我国的民族性分不开，密切相关。尤其解放后的土地制度，给我们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烙上了深深的烙印。由于农业时代的农民，吃饭穿衣是头等大事，故而导致以农民为标签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有一种自觉地自我保护意识，甚至有些人自私自利，暴戾专横。可是，紧皮手不是这样的人，为了巴子营的男女老少，余土地不是“个体的自我”，而是“大众的自我”。他的命运不是自己支配，而是被推向大众舞台的演员，自从上了舞台，你就得把戏演好、戏唱好、戏演完。可是，时代的滚滚车轮在行进，随之而来的人们的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那就是余土地的悲剧开始。这个悲剧不仅仅是余土地的悲剧，更是人们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那就是集体无意识。

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导致我们民族集体意识形态的增强。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的这种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人民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伞，只有权力的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一旦权利沦为“死囚”，首先遭殃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而不是权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这样，人民也带有了阶级性，是执政者的人民。由此，历代的军阀也好，党魁也好，内部常常会出现分化的现象。就像墙头上的草一样，风向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的现象，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故而导致我国的人民，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即集体无意识。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主流意识之外建立起来的文化空间，它的取材驳杂纷呈，蕴含生命的精髓。对于《末代紧皮手》来说，与其说阉割了紧皮手，没不如说阉割了那个时代。紧皮手也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这种符号能给巴子营的人们带来实质性的生活改变吗？我想，有待深思。这些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移动民俗图案，暗藏了巴子营人们骨子里的脾气和个性，从而巧妙地导入小说叙事的民间寓言。

作家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表现地就是集体无意识，只有家没有国，没有民族大义和责任感，更没有忧患意识。作家超时空、超现实、超人文关怀的叙述，表达了作家的关怀立场。而老百姓认为，爱国和忧患意识那是仕大夫和读书人的事，老百姓吃饱喝足就是好日子，小富即安就是好生活。在小说中凸显的形象生动、逼真，值得深思。作家张炜的《九月寓言》也是民间叙事很好的范本，只是和《末代紧皮手》一样，多了一些赞美，少了一些批判，他们是民间叙述最好的范本，三种态度三种叙述方式。但《末代紧皮手》文本人物中的瞎眼婆婆二奶奶是一个隐形的符号，它承载了作家思想的相当一部分含量，她也是另一种声音的代表，可谓作家独具匠心的构思和巧妙安排。这也符合《符号学原理》的法则和精神，意大利作家安贝托·艾科在自己的文学演讲录里说，一个虚构人物当然是一个符号客体。也就是说，它是被记录在一种文化的总体之上的、以特定表达方式来传达的一整套思想（详见安贝托·艾科《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P1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末代紧皮手》里人物的矛盾，也是隐秘的，直指的民族隐秘的“劣根性”，那就是阶级性。阶级性常常与民族性是对立的，但无论哪个阶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常态，对专横是另一种心态。只是，作家没有像鲁迅一样明确指出民族的劣根性。只要我们稍稍分析一下《末代紧皮手》文本，就会感知，作为叙述者的作家，让读者在体会；可是，鲁迅的作品注重民族“内在的张力”，而莫言作品的民族性往往注重“外在的张力”。《末代紧皮手》也和鲁迅的作品一样，只是多了些温和与中庸，少了些批判。告诉我们，作为叙述者的作家把问题告诉了读者，这是二者的不同。可是，叙述状态下的作家，包含着与世界的一种和谐，一种对日常语言活动的服从，但随后，立即就在世界提出的符号文字面前引起一种保留、一种疑虑、一种惧怕。我想，这是作家思想的一种保留。这也好比我们看到湖中的倒影一样，是一种影射。影射是一种纯粹的意指技巧，他实际上是整个世界都参与了进来，因为它表达了个体与一种共同的语言活动之间的关系：系统可以产生我们所知道的最富热情的文学（详见《罗兰·巴尔特文集——文艺批评文集，P1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民间其实就是官场的影子或者影射，与其说作家反映的是旧社会的人文精神，毋宁说是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和对立。了解了文本的民间立场，就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根源和灵魂，也就抓住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性。作家也不是文学教主，让我们必须去做什么，或者什么不能去做。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作家的任务是，作家不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而是告诉人们“是什么或什么是”的问题。但无论是隐形的意指，还是明显的意指，作家的思想性是一致的，那就是价值取向。只有清楚地理清文本的肌理，才能明白文本最终导向的属性与精神指向。《末代紧皮手》的民族性，就是一种隐形的意指。我们应该记住教训，增强民族意识，否则悲剧还会继续诞生，继续重演，甚至……。悲观，甚至绝望是巴子营民众中反映出的民族性的特质。生命主题的独立和尊严的守护有时需要的是肉身的毁灭。作家只有站在时代的最高点，才能看清底层人民的现实状态和生活状况。鲁迅也说过，绝望是黑夜的盾牌，盾牌之后还是黑夜一样。小说结束于一九七六年，随着时代变迁的事实证明，作家的观点也是正确的，这也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是一致的，悲观主义的意见压倒了一切反对意见，……。（伍尔夫著《普通读者》，P17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当然，《末代紧皮手》里农耕时代的土地，不像现代意义上的土地。以后在写作中，我们应该赋予它新概念，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生存和发展，值得我们深思。摸索和探索土地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方向，是当代土地的新思想元素，甚至新理念，新认识，新方法、新超越……

《末代紧皮手》给我们的启示是说，作家在不知不觉地寻找民族精神的同时，以悲悯的情怀沉浸于民间大地之上，在民间生存环境下寻求内在的生命活力。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目前为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到处都弥漫着泥土气息。正如作家张炜说的，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对于现阶段农业大国的我国逐渐向工业大国迈进，梦想很好，可是长度太大，需要漫长的摸索和积累经验。也就是说，我国的土地改革成功了，我国的改革就成功了。《末代紧皮手》触及了几个运动和大事件，余土地也只能是在一九七六年，那个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因此，它是是反映“历史与人性，生命与自然”的符号，是一部融入民族感与家国情怀历史感的历史残片。

平静的大海，常常蕴含着激流；卑微的生活和屈辱的生存，往往具有人文关怀。诚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当然的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块土地也在承载着人们的痛苦、欢乐、无奈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重要支柱和纽带。《末代紧皮手》中的土地内涵，从而大大超过了生活意义上的社会负载量，使小说的“哲学含量”更加质感，更加厚重，也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和深层内涵，那就是历史感和民族性。

土地史，就是农业史，也是改革史。《末代紧皮手》中的土地，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西蒙的《农事诗》一样，是一部史诗，是一部融入“崇敬精神”和“民间精神”的原始崇拜和图腾的断代史，更是一种寓言般的史诗。

总之，这是作家的阴谋和圈套，从而把读者引向温柔的怀抱和深渊，这就是高明的作家处理叙事原则的技巧和策略。作家在小说主题建构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往往经验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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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作家常常不是按照读者的意愿在“做菜”，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菜”，可是真正的烹饪大师，读者吃到的本身就是作家“无端的经验”,只是需要时间来对其反省或矫正。不过作家在运用自己的基因和密码的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声部”，甚至“多声部”的色调，即“复合或者混合型”色调。作家李学辉《末代紧皮手》里运用的是“土色的”基调——它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失望、迷惘、惆怅后又充满希望——新生活的基调。他带来的土色繁殖后就是绿色，使我们有了呼吸的新鲜空气，也更具有阳光的色彩，也使多姿多彩的生活更具有诗意。

《末代紧皮手》还是把“乡村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得很好的文本，也是“灵与肉”的完美体现。当然，小说的写作要做到反对阐释，不要把哲学的思想一味地解读化，不要刻意的去稀释生活中的溶液，那样会损坏肢体中的某根神经，导致身体的局部痉挛或抽搐。《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对《末代紧皮手》评价得很到位，复数故事则走失语味，分析结构则破坏情境，着眼叙述则忽视情致，谈论本能则遮盖本心。真正的小说应该像《末代紧皮手》一样，要具有水的品质，像水一样到达它应该到达的方向和地方，令我们每个人目光和想象都始料不及。正如巴尔扎克说，小说就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土地，是一个厚重的标本；是一个关照乡村生活的标本；是一个的走向民间寓言的标本；也是一个关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大标本；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命运的生死标本。

看完《末代紧皮手》的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想起了艺术家罗丹的那句话，最纯粹的艺术是这样的，不论表现什么样的形式、线条和颜色再也找不到了，一切都融化为思想和灵魂。

那日落雪，我在郊外酥软的大地散步，大地坦荡如垠。白雪之上一个农家妇女正在行走，我分明看到了黄秋艳的影子，或许另一个紧皮手正在等她——。而远处静坐的祁连山，恍然间舞动起来，像大队书记，更像天空中舞动的雪花。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了看东方的天际，天际是一片…… 。

囿于以上原因，我们祝福作家李学辉——民间的精灵，这匹游走在乡村与城市的骏马，愿他的下一步长篇小说，驰骋在千里之外，像那匹汗血宝马一样流淌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有血红的印记……。

作于二0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于北溟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