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个系列的文章每一篇都是独立的。
刚来纽约的时候,并没有开始打餐馆工,是因为听人说在餐馆工作的艰辛,在国内没有吃过苦的我被吓住了,所以只是去当当管家,薪水只有打餐馆的一半。算算这个挣钱的速度实在太慢,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所以,我还是决定去打餐馆,为早日挣够那笔学费,早日重返大学校园而努力。
因为英文不灵光,又没有餐馆工作的经验,所以在纽约找工作比较困难,于是我找到了新州(NEW JERSEY)的一家日本餐馆当企抬(服务员)的工作。说是日本餐馆,实际上老板是台湾人。如今美国的日本餐馆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中国人开的。
从纽约坐火车到这家餐馆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再加上坐地铁的时间,来回要五六个小时,所以只能每周休息的时候回家了。
这家餐馆很大,分楼上楼下两个部份:楼下是寿司吧和几十张桌子,楼上是酒吧、沙拉吧和铁板烧房。在楼下工作的企抬,英文要好,而且要有经验,自然是没有我的份。楼上有三大间的铁板烧房:A房前面是酒吧和沙拉吧,里面有六张铁板烧桌子,每张桌子旁边可以坐八位顾客;B房中有四张铁板烧桌子,每张桌子也是八人的座位;C房是四张有十二个人座位的铁板烧桌子,这个房间只有在周末非常忙的时候才开的。
男企抬要求穿白衬衣和黑西裤,而女企抬要求穿日本的和服。我那时候还是如花似玉,不知羞耻地自认为是天生丽质的年龄,所以都不喜欢化妆,抹的口红也不鲜艳。老板娘嫌弃我好象没有化妆似的,所以送了一支很红的唇膏给我。每次上班抹了,都感觉自己的嘴唇像是猴子的屁股,红通通的让人感觉特别扭。
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小费只能分到百分之五十,比如一位拿百分百小费的企抬拿一百美金,我只拿到五十美金,当然每个月还有底薪的,不过底薪很少,当企抬的主要靠小费。小费的百分比在这家店是每一周升百分之十,一直升到百分百算是到顶了。
平时楼上是我和另外一位男企抬轮流看桌子,到周末的时候有一位散工的男企抬,另外还有两位企抬助手帮助收盘子和清理桌子。而平时企抬的工作是要一脚踢,什么事情都要做的,总之服务一张桌子下来,从叫餐,上饮料,汤,沙拉(客人自己到沙拉吧拿),头抬,正餐(大多数吃铁板烧,有些也吃厨房餐),甜点等等,来来回回地要走十几趟。每天下了班回宿舍的时候,感觉很累,特别是脚很疼。
来吃铁板烧的客人,大多是拖家带口的一大家子人,小孩子特别喜欢。因为铁板烧师傅一边在铁板桌上烤食物,一边拿一些小玩意像耍杂技似地表演给客人看,又有东西吃,又有节目看,所以铁板烧师傅们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常常听师傅们讲的那句话是ONE MORE TIME(再来一次),说明他们的表演还算是精彩的。不过据说当铁板烧师傅的天天被火烤着,容易影响产精量,所以这个职业不可以做太久,否则要影响传宗接代的。
第一个周末上班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个周末,天气很好,客人多得都要排队叫号,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而我分配看B房的四张桌子。看着每一张桌子都围得满满的客人,还有酒吧周围围着黑压压的在排队等座位的客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下子慌了起来。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人会理会我的感受的,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强作镇定地工作着。虽然我的英文不好,但是我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永远挂在脸上的微笑,所以我还是挺讨人喜欢的企抬。
不知道那晚上从铁板烧房间走到厨房,来来回回地走了多少个回合,只知道比往常晚了一个小时(平时10点下班)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已经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呀,那哪里是人干的活?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老友熟悉的声音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问我怎么啦?我抽泣了好一会儿才告诉他,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么辛苦过。他跟我说,告诉老板,少分一张桌子给我看,钱分少些就是了。
那天晚上,我累得一晚上都没有合眼,幸亏第二天下午才开始上班。没有办法,为了自己的梦想,再苦再累也要咬咬牙撑下去。其实,当劳累变成了习惯,身体也就慢慢地适应了。当心里的那个梦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什么苦什么难的也就踩在脚底了。(不过现在回头看看,那不过是十余年“洋插队”迈出的第一步罢了。)
在这家餐馆工作了一年多以后,我去读书了。因为读书是在纽约,只有每个周末还回去做散工。后来,英文好了一些,就在纽约开始打工了,毕竟去新州不是很方便,此是后话。
此文章系列曾在2010年《世界华人周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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