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珍同学给我买了一本书

大学同学孙巧珍给我买了一本书——聂鲁达诗集——《大地上的居所》。

书不长，不宽，不厚，但属于精装。封面、封底蓝色背景，配有少许图案和几段简短文字，简约不简单，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

书的封面。

我藏书不多，但还是有书可读。好多书买了之后只是翻了几页，终究未能读完，后面慢慢成为一种摆设。要说我喜欢读书，那也只能说是在求学阶段。喜欢是长时间的坚持，我现在只是偶尔翻翻，因而不敢再说喜欢。

书非借不能读，巧珍送我一本书，让我有了一种“书非送不能读”的感受。按理说，一件物品送给了别人，主人怎么处置，那是别人的事。但我们还是有这种心理：送给别人的若是吃的，就希望别人能尽快吃，还希望别人说“好吃！”；送给别人的若是穿的，就希望别人尽快穿，还希望别人说“好看！”。把别人送的东西随之一放，长久不动，对于赠送者而言，是一种极不尊重的行为。巧珍知道我以前喜欢看点书，现在看到我还在坚持写点文字，认为写文章的人喜欢看书，因而就送我一本书，算得上是“投我所好”。

巧珍投我所好，我却没有投她所好，她给我买书，我只是接受，却没有给她买个什么。只能用“关系好的，不是做生意，可以欠着一方，平等了就没有感情。”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此句话是凡人凡言，是我在读研时期跟一位室友说过，我当时说那句话，是为了说服他每次到外面吃饭不要抢着与我买单。我道理很充足，既然我们关系好，他没有收入，我有收入（我读研时常兼职），就是我每次买单，也不足为怪。那一句临场发挥的话，没想到会作为我现在坦然接受与我交往的人给予的鼓励、关心、照顾的心理依据。

巧珍给我买书，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去阅读。我在乡下搞驻村工作，把书带到了工作的地方——就放在办公桌上。聂鲁达这本诗集只收录了五十六首诗，又因为是诗歌，篇幅不长，我计划每天读一首。我已经开始阅读了第一首诗——《死亡的疾驰》。聂鲁达的诗在表述方式，尤其是标点符号的运用，与我读过的诗有很大不同。另外诗歌内容也不容易理解与记忆，这可能与我读外国诗人作品太少、到了中年这个阶段有关。

巧珍是永州市祁阳县人，是我大学同学关系很好的同学之一。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成绩优秀，歌唱也得很好。她毕业后不久就到长沙一所重点中学工作，教学、班主任工作都很出色 。除此之外，巧珍很有上进心，经过几年艰辛努力，终于拿到硕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同学群建立之前，我与巧珍“失联”多年。能够在省府长沙与她以及其他几位同学再聚，离不开我在单位工作上的努力。研究生毕业后我到泸溪县委党校工作，一年之后根据当时县里的政策被提拔为副校长。按照身份、岗位职责、工作量，我可以不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后面几年，单位领导班子未配齐，只有我一名副职。个人兴趣加上单位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形势严峻，使我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之外，还成为奋斗在教学与科研一线上的兼职教师。也正是因为教学需要，才有到上级党校师资培训班学习的机会，因而也了有到省会与大学部分同学小聚的机会。

我到省委党校学习，要是只有几天，就不会告知巧珍与另外一个关系非常好的男同学。我知道他们在重要岗位和重要位置上工作，没必要轻易打扰他们。但要是有时间长点，尤其培训时间是一个月，那我就控制不了自己。到省委党校报道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告知他们我来长沙了。

每次去省委党校学习，巧珍和另外一个同学（特殊岗位，不便说明具体情况）都要抽时间在周末与我聚聚，后来还把在长沙工作关系好的其他同学也叫到一起，我们就有了大学同学在省会长沙的小规模聚会的机会。除此之外，巧珍还带我去喝过咖啡、吃过西餐。咖啡虽然苦口，披萨未必很合我胃口，但我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总算长了见识，体验了时尚生活。

巧珍给我买了一本书，我写了一篇与她有关的文章，就以此文表示对她的感谢。祝巧珍同学——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