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甚至有人说，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诗歌的历史。
您能想象到，在某个时期，作诗竟然是犯法的事情。而这个时代，竟然处于文化发展繁荣昌盛的北宋时期。
葛立方《韵语阳秋》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韵语阳秋》卷五中，写道：
政和中，遂著于 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
政和（1111年-1118年)是宋徽宗的年号，这一年朝廷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敕令，无论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谁敢传授或者学习诗赋，抓到了打一百杖。
《水浒传》中，武松被发配时，管营要给他的最高惩罚就是一百“杀威棒”。武松尚且难以承受，何况普通文弱的诗人呢。于是，胆小的人都不敢作诗了。
张舜民作诗《感时事戏作》云：：
少年辛苦校虫鱼，晚岁雕虫耻壮夫。
自是诸生犹习气，果然紫诏尽驱除。
酒间李杜皆投笔，地下班扬亦引车。
惟有少陵顽钝叟，静中吟撚白髭须。
小时候废寝忘食地学习，没想到老了以后不敢作诗了。文人的这些习气呀，一纸诏书全给去除掉。
饮酒的时候，任凭你有李白杜甫之才也只能投笔不言，接应第一句：少年辛苦校虫鱼。
九泉之下，就算班固和扬雄，也要老老实实地避开（典出蔺相如，引车避开廉颇）不去惹麻烦，接应第二句：晚岁雕虫耻壮夫。
只有一个如同少陵野老般顽钝的老头，还在悄悄地吟诗撚须（卢延让诗云：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
既然作诗这么危险，为什么张舜民还敢作诗呢?
二、知法犯法的宋徽宗
既然朝廷下旨“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那为什么还有人知法犯法呢?
因为这个敕令并没有严格执行。而且有一个人知法犯法，朝廷拿他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命令自然就执行不下去了。
在《避暑录话》中，叶梦得说道，这个知法犯法的人就是下令的宋徽宗赵佶。
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际。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 《避暑录话》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不知道是不是晚一些，总之宋徽宗很高兴。于是门下侍郎吴居厚作诗三首进献。宋徽宗很开心，也唱和回赐。从此皇帝经常有诗作传出，这件事就很难执行了。
到了宣和年间，于是作诗又重新流行起来。
有人问当年领修敕令的丞相何执中(1044年-1117年，字伯通)，当年这里这么一条禁令，如今怎么执行呢?
何执中无言以对，只好敷衍说，当年的禁令不是指作诗，而是指不要作律赋、省题诗，为了不危害大家学习经术。
何执中的话背后，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不太理解。其实背后隐藏了北宋后期的一件大事，即苏东坡等人因此受到迫害的“元佑d争”。
三、科举中的诗赋取舍
这件事，还要先从王安石说起。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到：
荆公以诗赋决科，而深不乐诗赋。 熙宁四年，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韵语阳秋》
王安石当年进士及第，考的是诗赋。但是王安石自己，并不认可这种选才的方法。所以在熙宁四年（宋神宗1071年）他执政后，就在科举去掉了诗赋的考试。
诗赋取士从唐高宗开始，已经执行了四百年，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可见一斑。但是新法与旧法渐渐形成了两派人，因此这个科举取士也摇摆不定。
宋神宗驾崩后哲宗才十岁，太皇太后高氏摄政，起用司马光等人恢复旧法排斥新法。于是在元祐五年（1090年），科举中又恢复了诗赋：
元祐五年，侍御 史刘挚等谓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诸儒传记之学，为文者惟务训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词，遂复用诗赋。《韵语阳秋》
拥护旧法的侍御史刘挚上疏说，现在有些文人竟然连律诗律赋都不会做，只懂得背诵和解释经书。这有点像现代人学诗，会背，会解释，但是不会作诗。
于是，朝廷下旨在科举中恢复科举取士。
高太后去世第二年，宋哲宗改元“绍圣”。不久，章惇、蔡卞当国，恢复新法排斥旧法。他们把苏轼等人贬谪，并且认为诗赋是苏东坡为首的“元祐学术” ，于是又把诗赋从科举中取缔了。
绍圣（1094年-1098年）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 《韵语阳秋》
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御史李彦章上疏说诗为元祐学术 ，结果不但科举中去除诗赋，连平日里作诗都成了禁忌：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
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有不会作诗的大臣上疏说，作诗是“元祐学术”，不应该鼓励。御史李彦章借机上疏请求禁止作诗。
原先进士及第后，朝廷要办闻喜宴，皇帝会作诗赐给新进士。到了政和五年，何文缜为状元的那一次科举，就不再赐诗了。
何执中（字伯通）也借此上疏，于是颁布了这个可笑的政令：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结束语
关于诗赋取士的取舍，最早是王安石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决定的。他认为诗赋选才，并不符合社会实际需求。
到了后期，诗赋取士的取舍，更像新旧两派争斗的结果。
以苏轼、司马光为领袖的“元祐学术”派中，出现了很多影响巨大的文人。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所以新法一派必然进行打击。以至于连这些人的文集、刻版都要“悉行焚毁”。
不过，宋徽宗本人不善治国却喜欢文艺。颁布法令禁止作诗这个神操作，自己都执行不下去，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约束能力了。
注1：叶梦得之所以称宋徽宗为太上皇，是因为宋徽宗后来禅位给宋钦宗。
注2：科举中诗赋，是律诗和律赋，对于文体形式要求严格。何执中后来解释说，禁令不是指作诗，而是指科举中不要需要律赋、省题诗（即试贴诗，历朝历代多为五言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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