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爵士乐很美

然而爵士乐很美

杰夫·戴尔所有有关旅行的作品，均是天马行空的虚构与真实场景的综合体。他觉得按景点对号入座，把旅行文学当成旅行手册来读是不正确的。

在他的自传式游记《懒人瑜伽》里，有段主人公在一间度假酒店的乒乓球赛中打赢了8位十几岁酒店员工的描写。来华前，他原本以为能在现实的球艺切磋中成为赢者，不过在上海的结局是打了个平手，为此他调侃“在中国只能找5岁以下的孩子打乒乓了”。

其实，这位喜爱“英国非典型作家”称号的写作者，受人瞩目的不仅仅是旅行文学作品，因为他的写作领域还涉及音乐、摄影、电影、文化等等。而正是这些作品让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将小说、游记、传记、评论、回忆录等体裁融为一体。对于这些在图书馆里难以找到合适归类的书，人们似乎只能总结为奇异而迷人的“杰夫·戴尔体”了。对此，将其作品《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翻译成日文的村上春树不吝赞词，“作为一个译者，非常幸运还能享有这样的喜悦：发现在日本还鲜为人知的作家。”此书作为杰夫·戴尔首本中译作品已于去年底出版。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也称他是他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之一，“他是遣词造句的能工巧匠，文笔风趣，充满智慧。”

近日，杰夫·戴尔首度来华，先后出现在上海、杭州、北京，同时带来了最新被译成中文的《寻找马洛里》、《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懒人瑜伽》。

在一路陪同的出版社工作人员印象里，他“富有好奇心”且“精力旺盛”。几天下来，被安排了密集行程的杰夫·戴尔在一次接受采访后，一脸疲惫深陷在沙发里，不语。突然间他眼睛一亮，饶有兴致地说：还约了某个人，马上要到见面时间了。

他的身上也富有天生的“英式冷幽默”基因，他很重视这一点。杰夫·戴尔说英国人在登征婚广告时，第一句话都会强调自己有很好的幽默感，“我也认识几个毫无幽默感的人，我就不理解，24小时都活在地狱里有什么意思呢？”

在他同中国作家刘索拉展开一场有关爵士乐的对谈的次日，也就是他踏上归程的前一天，南方日报记者在北京建国路上的新周书房对杰夫·戴尔进行了专访。

谈写作

“焦虑”并不是我的工作常态

南方日报：有人说您的文学影响力主要建立在“不属于任何文体”的“杰夫·戴尔文体”上。这种写法是刻意而为的吗，还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杰夫·戴尔：在我写第一本书时，可能会呈现某种文体，到了第二本、第三本时，就发生了变化，我不会要求自己只写某种模样的作品。比如《然而，很美》，这是一本有关爵士乐的书，正因如此，我会将它写得很有诗意，很有乐感，努力营造出一种美感。但仅限于此书，我不会将这种方式用在其他题材的书中。主题和形式是要紧密结合的，我不会一件事情做两遍。

南方日报：据说您在写作时常常会有一种“我是那么地渴望……以至于不可能”式的焦虑，您是否会因这种焦虑感而觉得焦虑？

杰夫·戴尔：这种焦虑感体现最多的是那本关于D·H劳伦斯的书《一怒之下》了。其实，一开始我可能就没想写这么严肃的、学术题材的书，确定要写这个人物之后，我也经历了到底是写劳伦斯还是写小说这两股力量没完没了的拉扯过程。当然，你说的那句话也是我此前开的一句玩笑而已。焦虑感并不是我的工作常态。

南方日报：您曾在接受一本英国杂志采访时，特意不从代表作《然而，很美》聊起，而是将时间线拉回此前的《讲述的诸方式：约翰·伯杰的作品》上，因为写那部书的记忆或是约翰·伯杰本人对您的影响很大吗？

杰夫·戴尔：很简单，关于约翰·伯杰的那本书很无聊，它是一本非常学术的研究性的作品。针对读者来说，我不建议大家找来阅读。正因为作品本身比较学术，导致了大家对我所写的这个人了解不深。但事实上，约翰·伯杰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作家。我和他是朋友，在我的生活中，很多快乐的事情都是来源于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南方日报：他伟大在什么地方？

杰夫·戴尔：我在书中也写过，约翰·伯杰非常聪明和智慧，善良、忠诚、富有同情心，生活中他还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有了将虚构和非虚构混合起来的概念，正是他带给我的启发和灵感。

南方日报：《然而，很美》1991年在英国出版后几年被引入美国。您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是真正改变您生命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讲？

杰夫·戴尔：《然而，很美》在美国的出版让我的写作生涯发生了很大改变。当初是有人推荐了我和这本书，他之所以推荐，也是因为从美国的杂志上读到了我的简介和书评。在此之后，这本书被摆在了美国大大小小书店的书架上，我也被越多越多的人所了解，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我来说，这太重要了。美国的市场很广泛，通向全世界，我们很看重这一点。

南方日报：据说您明年将会在英国出版一本新书，讲述的是发生在阿拉伯的故事。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较，新闻式的写作方式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吗？

杰夫·戴尔：这本书是非常现实的、完全新闻报道式的体裁。书中所写的故事，也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有人把我安排在航空母舰上住了两个星期，然后让我由此写一个报道，一种写实的东西。我原本也打算这么写的，因为在航空母舰上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一开始，我是打算把它写成新闻报道体的，可是写着写着，又变成了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作品——它又变成“杰夫·戴尔体”的了。它并没有成为我开始所希望的东西。而且，它向我证明，我不能成为一个记者了。

南方日报：这是您写其它作品时常有的状态吗？

杰夫·戴尔：我常常很努力地想用心写一本常规意义上的书，但最终的结果总是与初衷相悖。我所有的书，不管什么题材和内容，写到后来，都变成了“杰夫·戴尔”式的。这种变化会常有。至于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每本书都不一样。我也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不会写正常的、标准样式的小说。以后，我也会继续这样写下去，继续坚持着这样的变化，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本不普通的书了。就像刚刚提到的那本书，我会定义写一个报道，写我在上面两周的所见所闻，但是到后来，又不一样了。

谈旅行

游览时没有强烈的写作冲动

南方日报：前段时间您对印度也格外感兴趣，您觉得那里的哪些东西吸引了您？

杰夫·戴尔：去印度的最大理由是我被印度音乐所吸引。而从现实角度来讲，对于来自英语国家的人来说，去大部分人都说英文的印度旅行着实很方便。去过多次后，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国度，既能遇到太多美妙的、不可思议的景象，也能撞到不少糟糕与混乱的东西。所有内容掺杂在一起，冲到你面前，让你的大脑和眼睛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在印度旅行的时候，也在瓦拉纳西住过一段时间，这座古城后来出现在我的那本《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里。在我看来，瓦拉纳西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地方，“密度高”指的是视野内的景观密度高，那里很多寺庙，走几步就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对我而言，瓦拉纳西是最有吸引力，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南方日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只要了解到您经常或计划去哪里旅行，就能预测您下一本书的故事发生地？据说，您对中国西北的沙漠也很感兴趣。

杰夫·戴尔：你所说的去一个地方后，就把一个地方的感受写下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写作计划或者说写作方式。我写的东西往往会发生很多故事，但在我的经验里，我在一个地方探访的当下，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者看到的事物，感受没有那么深，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写作冲动，很多东西都是过后慢慢回味的。因此，目前我还没有办法做到去一个地方当即就记录下来。我的确说过“对中国西北沙漠很感兴趣”这句话，其实，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沙漠都感兴趣。（笑）

南方日报：兴趣对您来说好像特别重要。《然而，很美》的中译者孔亚雷说您比较少写小说，写小说对您来说更像是出于一种责任而不是兴趣。您同意吗？

杰夫·戴尔：我的兴趣绝不仅仅是小说，这很关键。在文学创作上，不仅仅只有小说才能让你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也是一名读者，我觉得大部分小说的创作都差不多，都是在讲这种故事那种故事，都有这种主题那种主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小说的兴趣愈来愈淡，而且这种兴致减弱的速度特别快。所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更倾向于非小说类的东西。

南方日报：就在我读您那部被称作“最像小说的作品”《寻找马洛里》的时候，觉得其间的镜头感很强。那么您在写作时，眼前是否也浮现出电影般的画面？

杰夫·戴尔：是的，这的确是一本电影镜头痕迹很浓的小说，如同一部公路电影。我对这本书最初的构想是要写得像一部侦探电影，写作时也努力作这样的处理，所以在写的过程中，自己脑海里会闪过很多画面。

南方日报：那您希望自己的书被改编成电影吗？如果可以的话觉得哪部最合适？

杰夫·戴尔：我很希望、也非常高兴我的书有机会能拍成电影，也期待因为电影能让更多人知道我这个作家，有兴致来了解我的作品。事实上我有一本名为《Paris Trance》的书已经有了拍成电影的计划，这本书目前还没有被引进中国。前段时间，已经有人在上海取景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的作品拍成电影，我希望自己不要去介入改编的过程。我不会去写剧本、改剧本，不去看你把我的作品改成了什么样子。

南方日报：会因《Paris Trance》在上海拍电影而增加来中国的次数吗？

杰夫·戴尔：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分工。如果前提是我不介入整个流程的话，那我肯定不会因为电影而来中国。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是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我肯定能找到更多理由再次来中国。

南方日报：您最早的中国记忆来自哪里？第一次访华，观感如何？

杰夫·戴尔：来中国前，我对这里最关注的事情就是环境污染问题，有很多朋友曾提醒我北京雾霾很严重，我也很担心。但来到中国，发现上海、北京的天气都特别好，所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也听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一片繁荣，在上海的那几天里我对此感受很深。同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人真的非常有活力，充满了朝气。

谈生活

保持“不富裕不出名”的心态

南方日报：您把自己的文学比作一座小岛，现在这座小岛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游览，您自己也被称为英国的“国宝级作家”，这是您所期望看到的吗？

杰夫·戴尔：非常开心这座小岛现在有更多的人过来参观了。虽然小岛离大陆很远，但是我终于等到这一天，终于有很多人来这个岛上欣赏我的作品。同时，我也很高兴自己能被誉为“国宝级作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称号不是我自封的，它的来源是《每日电讯报》的那句评价：“很可能是当今最好的英国作家”。

南方日报：您说您读得最多的是美国作家的作品，有最喜爱的作家吗？

杰夫·戴尔：推荐作家对我来说是件艰难的事情，我没办法说哪位是我最喜欢的。我可以推荐一本书，唐·德里罗的《The Names》，但我不太清楚这本书是否已经被引进中国。

南方日报：听说您认为英国当代的作家都很失败，尤其是那些畅销书作家。一方面想向您求证您是否说过这句话，同时如果说过的话，为什么会作出如此评价？

杰夫·戴尔：我确实有表达过这个意思。我对英国当代作家比较失望，也不太喜欢那些畅销书。最基本的一点是，我认为在写作的过程中，脑中倘若时常会闪过如何让这本书大卖的念头，那我觉得无论这样的作者，还是这部作品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们在写作时，将卖得更多当成了写作的动力或者说是缘由。

南方日报：那您希望自己的书畅销吗？

杰夫·戴尔：我对一本书卖得好不好或者能否成为畅销书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所写的书其实不是为了给大众读者看的，如果卖得好，我当然很高兴，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能接受这类奇怪的写法，以及这样一位奇怪的作家所写的书。但在我写作时从来不考虑卖多卖少的问题，我写作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能畅销。

南方日报：有中国媒体将您称为英国的“非典型作家”，那这种非典型性是否也体现在您的穿着或生活方式上，也就是说，您在生活中是个不拘一格的人吗？

杰夫·戴尔：不把我当成一个典型的作家，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褒奖了。我没有一个很典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写作者来说，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些作家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写作，有些作家吸毒，有些作家永远是一个人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也就更谈不上我属于哪种类型了。

南方日报：不少中国出版界的朋友对您的印象是您的精力很旺盛。能否分享一些保持健康体魄的经验？

杰夫·戴尔：你现在所看到的我在中国的样子，其实是我非常疲惫的状态。因为每天安排了很多活动，我不得不很早起床，开始一整天的忙碌。加上时差的关系，晚上睡眠也欠佳。事实上在英国，我每天要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并且少喝酒。我以前非常喜欢喝酒，但现在很少喝了。此外，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不富裕，不出名。

当然要看你怎么定义这六个字。我目前的心态其实与我20多岁时差不多。当年我没有现在的名气，没有固定工作，写作也才刚刚起步，甚至没有收入，生活非常拮据。但那时，我有很多时间来阅读和学习，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好的生活。此外，我生在典型的底层工人阶级家庭里，父亲是工人，母亲是酒店里的服务员，从小他们就教育我要养成不因金钱而焦虑的心态。今天我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可能还小有名气，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始终告诉自己的是：努力地不去追逐名利和金钱。这才是获得年轻和保持健康的最大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