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儿位于豫东，东北接壤山东曹县、东明县，距离兰考县城不近，距离开封市更远。偏僻之地，机遇就少，我们村儿大概属于贫困县中的贫困村。当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这样的贫困之地非常多，彼此都见怪不怪。
如果村里出现几个万元户，是非常不得了了，绝对是村民眼红对象。毕竟，你绫罗绸缎我衣衫褴褛，岂能不艳慕？
我家出门左拐，第一个十字路口再左拐，走到路尽头，大约二十米，有一户人家，就是我们村儿比较早出现的万元户。
这户人家家中六人：男人、女人、三个儿子、一个小女儿，女儿非亲生，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男人最初是在集会卖小笼包的，勤奋肯干、头脑灵活，很早就攒够了钱，铲平宅基地的旧屋，盖起了楼房，上下两层，每层六个房间，红砖红瓦、砌水泥的房子，在村里十分抢眼，毕竟那时多数人家住的还是蓝砖土房子，或者用茅草混合泥土盖的房子，类似《隐入尘烟》老四盖的那种。
再后来，男人不再起早贪黑赶集会卖包子，而是开始卖肥料啥的。那时我才几岁，没有什么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是零星听邻里大人说起他们卖假肥料，在村里找零找假钱等等，总之是不太光彩的勾当。这些是无中生有还是真有其事，已经没有人追溯其是是非非了。
毕竟死者为大，男人早已化为一堆白骨。
又是乐极生悲的故事，男人走上他人生的巅峰没多久，因病住院，输血过程中感染了艾滋病。关于他输血，村里传言最盛的说法是：他本可以选择血库中的血液，但是他“有钱烧包”，非要用活人的血，于是就找一个人，核对血型后，直接人对人输血，被抽血的人看着病恹恹的，当时急用血，也未作他想，直接用了，可曾想，埋下万劫不复的祸根。
我不禁想起，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村，国内艾滋病疫情爆发最早、疫情最重的村庄。20世纪90年代初，“血头”、“血霸”私自设点，非法偷采血浆，村民由于贫穷靠卖血挣钱，在单采血浆等过程，采血人员违规操作，造成血液交叉感染，致使多数村民感染艾滋病。
还是黑白电视盛行的年代，我曾看过一个电视画面——大概是艾滋病纪录片，给我留下至今都无法磨灭的阴影。
一个村子因为疾病被封控，一如新冠疫情爆发时的场景，全面封死，全村人员原地待命，不许出走。而这个封控的村子，因为一个小小的疏漏，突然跑出了一只小猪，负责封控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惊恐万分，不亚于得知几十头猛兽闯出牢笼跑到人群中的惊恐。
于是召集百号人，在暗黑无光的夜幕下，打着手电筒，地毯式搜索一只小猪。
关于艾滋病，后来热播一部电视剧，濮存昕、张培、刘佩琦等主演的《失乐园》，讲述艾滋病患者的故事。现实中贫寒的艾滋病患者，在遭受普遍的偏见与歧视的夹缝中，能够得到一定的安慰，可能只存在于电视剧中。
男人因为艾滋病没几个月就去世了，此时，他们家的苦难才刚开了头儿。
因为对死亡的恐慌，对艾滋病的无知，村里所有人都拒绝和他们家任何一个人来往，正在上学的孩子，因为其父亲艾滋病去世的关系，同班同学父母堵学校、堵校长，逼着校长勒令其退学，否则全班家长统一让自己家孩子罢学，有他无我，有我无他，校长二选一。
校长最终怎么做的，不得而知，最终结果，他家孩子失学了。
女人的死，很难说清楚是抑郁而死还是艾滋病的原因。
男人死后，全村人排挤他们，一个女人家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举步维艰。大概之前也算小康之家，可惜男人死后很快败落，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女人开始进货卖衣服，触手可及的新衣服可以减弱她的心理落差，维持她的光鲜亮丽吧——进的新衣服，她喜欢了，就自己穿，穿过以后，可能也会再转手当新衣服卖掉。卖衣服这个事，一举两得，划算的买卖。
邻里都知道她家底细，是万万不会购买她卖的衣服，买她衣服的人，多是外村一无所知的人。
坏事总是传千里，十里八村总有这样那样的亲戚关系，你传我，我传他，渐渐大家都知道了她家事情，便不再买她的衣服，没有客源，经济来源也就再次中断。
女人在男人死后一年多，悄无声息的死去。
人亡家破，他们一家子就这样散了。
大儿子那时十几岁，半成年，追随着打工潮，大概去了广州打工。
二儿子与我年龄相仿，那时不过 10岁多，退学居家，年龄再大一点，也不知所踪。
三儿子最终去向，已经没有人关注。
小女儿在女人死后，又回到了她亲生父母身边。
他们的庭园就此没落，荒草丛生，廖无人烟。
多年以后，大儿子找了一个干练的外地媳妇，回到故居。女孩父母大概打听到了大儿子家的过往，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带着亲戚来吵闹数次，无果，女孩是铁了心要嫁给这个人。后来，女孩父母与女孩断绝了关系。
大儿子有了儿子，大办宴席，事前邀请了很多亲戚邻里，待到酒席当天，去帮忙的人几乎没有，最终去吃席的也寥寥无几。
剩下大量的菜、肉，按照当时风俗，是要挑拣些好的分与亲戚邻里的。大儿子一家人分装好后，挨家挨户去送肉与菜，亲戚邻里笑着接受，等他们转身走后，邻里扭头倒掉菜、肉，碗也砸碎扔掉。
在邻里唯恐避之不及的数年以后，大儿子一家人再次出走，就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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