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不再来

       故事摘要：一个普通大学90后毕业生，一个曾读过三毛的《雨季不再来》而痴迷非洲的热血青年，毕业后便来到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但是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非洲是怎样的天差地别？那群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又将经历怎样动荡的政治局势？在追逐梦想和回国之间，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一

窗外的雨放肆地下着，已经持续下了半个月了。我随手录了个小视频，附文：埃塞现在也是雨季吧。不一会儿，就接到之前的同事打来的微信电话。

"文哥，你知道咱们营地被抢了吗？"前同事火急火燎地像在报道特大新闻。

“什么？怎么回事？怎么会被抢了？”我迫切地关心着朋友们的状况。他告诉我，自从我回国后，那边的局势越来越动荡，甚至出现百万人口游行，各个地区的人民也是摩擦不断。当地人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营地，数百人一齐冲入营地，在门卫开枪警示，即便是开枪打死几个带头人的情况下，也挡不住他们对营地疯狂的抢劫。最终，中国人寡不敌众，被迫集体躲进一间小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死神的降临。所幸他们的目标只是营地的财物，在把营地洗劫一空后，悉数离去。这样的场景让我心有余悸，一年前，我也身处那片动乱的土地，时刻担忧着自己的安危。

2014年8月13日AM6:15。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Where are you from?”机场工作人员头也没抬，一边看着我的护照、签证及机票信息，一边问道。

“From BeiJing.”我紧张地回答着。周围大部分都是黑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这么陌生的机场。

“Look at the camera.”说完他指了指玻璃上的摄像头。

“你好，welcome to Ethiopia.”凝视着摄像头几秒钟后，他面带微笑，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到，并把护照及机票一并递给我。

“你好，thank you, sir.”

经过十小时的飞行，我的双脚踏在了埃塞这片土地上。疲惫不堪的我依然没有一丝的睡意，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肤色，打开手机，国内带来的电话卡也没有任何信号了，这不免让我有一些恐慌，脑海也闪过无数非洲动乱的电影画面。所幸工作人员友善的眼神让我的恐慌瞬间消失了大半。在和另外一个同行的老乡会合后，我们被接机的同事接到公司驻亚的斯亚贝巴办事处。

和我同行的老乡也是江西人，只是在不同的城市。我们都在南昌上大学，不同的学校，同样是在校园招聘会上被招进公司。公司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南方人很少，所以能碰到老乡很是意外，也倍感亲切。可惜他在项目上并没有待很久，第二年休假的时候他便辞职回国了。刚刚走出校门，便在距离祖国八千多公里的埃塞工作，一年只有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假期，大部分人在大年三十也不能和家人团聚，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在合同期内辞职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在拉利贝拉三年半，我也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生变成身经百战的“老油条”，从被迎接变成了迎接，又送走一个个曾经像我一样的实习生，在这里，我见过太多的分分离离。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尽管埃塞俄比亚没有其他非洲国家富裕，但是丝毫不影响亚的斯亚贝巴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非洲联盟的总部就是设立在这个地方。同时，埃塞俄比亚国际机场也是很多国家飞向非洲其他国家的中转站。

到办事处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连上公司的WIFI，手机收到了很多亲朋好友的信息。接着，我在同事的陪同下去办了当地的电话卡。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地，经过两天的整顿后，我和同行的老乡再次踏上了去往目的地的路途——拉利贝拉，我们被分在拉利贝拉的一个新项目上。拉利贝拉位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北350公里的地方，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里拉贝拉的航班是经停航班，中途经停贡德尔，但是我们出发之前并没有被告知。一个小时后飞机停在贡德尔机场，我们两个差点下了飞机，我看到机场上端英文写的是Gondar，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贡德尔这个地方，但是凭我有限的英语功底，我还是可以知道这拼出来的并不是拉利贝拉。我和老乡小声讨论着，正值我们困惑之际，后排一位白人老先生，大约六十左右的年纪，他说着:”This is Gondar, not Lalibela.”我们才确定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陆陆续续上下了些乘客，大约十来分钟过后，飞机再次起飞，总共两小时的飞行过后，我们终于顺利抵达拉利贝拉。我们下了飞机，来接机的是一个同我年纪相仿的中国小伙和一个黑人司机，他们驾着一辆小皮卡，载着我们对非洲那一片赤诚的情怀，渐渐向营地驶去。那是一条蜿蜒的土路，车轮碾压过的路面，扬起漫天飞尘。道路两旁是高低起伏的山地，山上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小灌木，和裸露的黄土纵横交错，拼织成一道道黄绿相间的条纹，像极了被裹上几圈抹茶酱的面包三明治。山下是散落的村庄，一排排树干围成一个圈，盖上厚厚的茅草屋顶，和上泥巴筑成的墙，这便是当地村民居住的茅草房。偶遇黑人小孩赶着牛羊去山上放牧，看到我们便兴奋地大喊"Hello!China!"“Hello!China......”汽车继续向前行驶，慢慢靠近镇上，乳白色的铁皮屋顶映入眼帘，听黑人司机说，这是他们的“新农村”。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偶尔还能看到几个简陋的小摊。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一年前，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四学生，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向往。在众多招聘公司中，我最终选中了中铁三局。毕业后，我按照当时签订的三方协议，如约来到了中铁三局子分公司的一个新的公路项目所在地——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这里没有《人与自然》中的热带雨林，也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动荡不安，有的只是一个与我想象中相去甚远的非洲小镇。

上班第一天，我被调到实验室，带我的师傅是个河南人，个头不高，一米七不到，俊秀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俨然一副文弱书生模样。他对我很热情，谈话中得知他只长我四岁，于是我亲切地唤他“栗哥”。简单的寒暄之后，栗哥开始向我介绍拉利贝拉的环境。

“小周啊，你看这里跟你想象中的非洲很不一样吧？”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惊诧，不紧不慢地问道。

的确，没来之前我对非洲的印象仅仅来自外界的“流言”，无非就是高温、贫穷、战乱、疟疾、第三世界，但现在发现埃塞是个例外。栗哥解释说，作为非洲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埃塞也有它的独特之处。这是一个高原国家，独特的地形条件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适宜，全年温差也不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春夏秋冬，只有雨季旱季。在拉利贝拉，除了四月份小雨季和6——9月份的雨季之外，9月11号当地新年过完之后，便进入旱季。相比中东部分国家战火不断，埃塞是一个治安相对稳定的国家，当地人民也十分友善。拉利贝拉是个旅游城市，说城市可能不太准确，应该算是一个小镇吧。虽说是一个小镇，却闻名于镇上的岩石教堂，也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这教堂相传是古代一位名为拉利贝拉的国王命当地人在巨大的岩石上凿出来的，后世为了纪念这位国王，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为保证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对治安管控相对严格。我长舒一口气，很庆幸自己来到这个地方，至少不必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倒在恐怖分子的枪口下。

就这样，我和栗哥一起在实验室中工作。我很庆幸能够碰到他，他是一个工作能力十分突出的“元老级人物”，今年是他在埃塞的第十个年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

在实验室的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很多次我都想过放弃，幸好栗哥一直给我鼓励。如果没有他，我想我也会同我的老乡一样，第二年就不再回来了。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我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他主要负责解决现场一些问题，我在实验室内学习规范，管理整个实验室工作，之后我便随着他去现场，找料场、压实度、与监理沟通，解决现场问题。大多数时候现场领工往往是为了方便不按照规范施工，这样监理就会来找麻烦。为了施工能够顺利，不延误工期，通常领导会要求实验室去摆平监理。这个时候，栗哥总会不负众望，很好地和监理沟通。但是摆平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有很多次，因为现场问题，栗哥在跟监理交流，监理并不买账，双方都不让步。栗哥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过硬的专业知识往往会说得监理占据下风，但是好面子的他们总会黑着脸开车扬长而去。栗哥苦笑一声，我们便开车紧追着监理的车，直到营地。有时候在办公室继续和他们交流，有时候在他们的房间门口，等他们出来继续交流，直到把问题顺利解决。

“小周，你不能监理吵架。我们两个必须有个人唱红脸有个人唱白脸，不然我们都和监理闹翻了，他们不知道和谁说话了。”栗哥很有经验的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和监理之间的微妙关系。但他通常是唱白脸的那个人，他几乎跟所有监理都吵过，很多监理也因此怕了他，包括总监和副总监。因此他给监理的印象就是“脾气差”。但这丝毫不影响监理们对他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的认可，在栗哥休假的时候，项目上碰到棘手的问题，监理们也时常感叹：“要是Mr.Li在就好了，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二

埃塞俄比亚，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即使相比其他非洲国家也是很十分贫穷的。埃塞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很慢，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随处可见这些无业游民：有些三五人一块喝着咖啡；有些十来人甚至更多，围着桌式足球玩游戏；有些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很好奇他们没有任何工作，平时的开销来自哪里。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的大部门收入应该是来自集市上用牛羊等食物或者其他商品换来的，而这样的收入却是十分有限。有一次，我问一个黑人朋友：“很多当地人没有工作，收入十分有限，这样的生活幸福吗？”很显然，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他听到这个问题，先是笑了下，然后慢慢回答：“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肯定是比不上中国，但是我们没有购房观念，很多人甚至没有存钱观念。那些有工作的人，如果发了工资，大多数人也会跑到镇上去消费，你想他们这种生活状态会有多少压力。我可听说，在中国年轻人可是要买房买车，然后才能结婚，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敢想象的一件事。但是现在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也慢慢影响我们这个国家。”很显然，中西的思想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这里的西我指的是埃塞，并非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交流不断加深，中国式的生活方式、思想理念也慢慢影响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当然是像栗哥这样的无数中国人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所影响的，不管是为了生计还是情怀，正如我听过的一句话“哪里有车哪里就有丰田车，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人”。

我去过很多次当地的露天集市，每当赶集的时候十分热闹，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集市当天，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大清早就步行出发，头上顶着些稍轻的东西，旁边的驴驮着稍重的东西，赶着牛羊，往集市方向走去，有些远点的村庄村民甚至提前一天就开始往集市走去，为了就是能够在集市上卖点东西，换取生活费。集市上能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牛、羊、鸡、鸡蛋、土豆、西红柿、生菜、辣椒等。集市非常大，但是十分简陋。没有篷布覆盖，地面也是原始地面，没有任何硬化，各种各样的菜随意放置在地上，卫生条件十分堪忧，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的买卖热情。

饮食最能反映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可能细心的你们会发现刚刚我列出来的肉类食品是不包括猪、鸭、狗、驴这几种的。首先说猪吧，猪肉在中国是再常见不过的了，除了少数回族地区不吃猪肉外，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吃猪肉。但在埃塞，当地人都是不吃猪肉的，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当地主要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不管是东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规定不能吃猪肉的。除了猪肉以外，狗肉和驴肉也是禁吃的两种肉。驴是当地作为运输的一种交通工具，养驴的主要目的是让它们驮运货物，而不是为了食用。当驴病死或者老死之后，当地人的处理办法也只是扔到山上，最终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入乡随俗，不能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带入国外，不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冲突，因为饮食问题被当地人打伤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对于蛇、鸟、青蛙等这些动物能成为食材他们更是不敢想象。有一次，一位监理朋友问我：“听说你们中国人什么动物都吃是吗？”

“老实说，基本上是这样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跑的，水里游的基本上都可以成为中国人眼里的食材。”我笑着告诉他，但是出于对当地饮食文化尊重，我赶紧补充道：“当然了，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发展，随着中医得我不断发展，有很多动植物可以入药。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会吃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的原因。”

“你在开玩笑吗？蛇你们也会吃吗？”他一脸困惑地看着我。

“是的，蛇问道很鲜美，并且也是一种很好的药材。”

“蛇可是有毒的，你们中国人不怕蛇毒吗？”他十分不解。

“对的，蛇是有毒，蛇毒甚至可以致命，吃的话肯定是要处理的。但是蛇毒却是可以做成很多药品，这却是可以救命的。”我慢慢向他解释道。

“这真是让人不敢相信。”相比之下，埃塞能吃的东西确实少得可怜。

埃塞的传统美食——英吉拉，这是埃塞的主食，是非洲特别有名的一种食物，英文名字叫做injera。英吉拉是由外形类似小麦的一种植物制作而成。在磨成粉后加入水和成面粉状，放在笸箩中摊开，发酵后蒸成一层薄薄的大饼，如同煎饼，大饼上布满了小气孔。做成之后，上面搭配各种各样的酱料、辣椒粉、蔬菜和一些羊肉。当然在斋戒时候就不会有羊肉了，这个时候中国人要是想吃上带肉羊的英吉拉那就很困难了。在吃英吉拉的时候用右手，撕下一小块面饼，裹上自己想吃的酱料，送到自己嘴里。在多人一块吃的时候，要注意手在送英吉拉到嘴里的时候不能碰到自己的嘴巴，不然在抓英吉拉的时候就会被看作不卫生，这是英吉拉的吃法。这就是当地人心中的美食，然后对于我刚开始接触这种食物来说，这简直就是黑暗料理，因为它的看相着实没有任何吸引力，甚至有点“恶心”。但是吃过几次之后，我深深地被这个“恶心”的美食吸引住了，如果有任何人想去埃塞，我肯定会推荐这种食物。

说英吉拉是有名的也许你会不承认，但是拉利贝拉教堂是著名的却是不能否认的。拉利贝拉是一个小镇，没有任何奇特之处除了教堂，这座小镇也因教堂而闻名世界。教堂门票50美金，可支付当地货币比尔，是11座教堂的联票，有效期为5天。售票处旁边是拉利贝拉博物馆，里边存放了拉利贝拉国王时期的一些文物，比如皇冠、手杖、黄袍、器皿、乐器等。拉利贝拉有两个教堂集聚区，共是11座教堂，在当时被称为“新耶路撒冷”。这些教堂是拉利贝拉国王在12世纪命当地人在巨大岩石上凿铸而成，距今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这些岩石是砂质岩，强度并不高，因此很容易凿出各种形状；颜色为红色，因此建成后的教堂看起来特别漂亮，特别壮观。所有十一座教堂当中其中两座规模最大，分别为Bete Madhama和Bete Maryam，这两处教堂顶上都修建了大型棚顶对教堂进行保护，减少教堂受到自然的侵蚀和风化。但是最出名的教堂并不是这两座中的任何一座，而是Church of St. Geoge（圣乔治教堂）。这座教堂造型十分独特，由人工在岩石上按照十字架形状从上而下凿成，大概十多米高。从空中鸟瞰，仿佛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大地上，因此这座教堂也被称为cross church（十字架教堂）。难以想象，九百年前，没有任何机械化，历时二十多年仅靠人工凿制而成。悠久的历史，自上而下的建造方式，再加上其独特的外形，便赋予了这座教堂传奇色彩，也让这个小镇成为了闻名世界的一个地方。对于非基督徒的我来说，仅仅是这恢弘雄伟的建筑本身，就足以令我动容，我也终于明白为何拉利贝拉会成为无数基督教信徒心驰神往的圣地。

宗教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结构形式使得这个国家制定了三个重大节日---新年、圣诞节和复活节。虽然看起来这与其他西方国家节日并无任何差异，但是这三个节日的时间却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埃塞本身的传统日历了。与中国一样，除了使用世界通过日历外，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日历。而埃塞传统日历分为十三个月，前十二个月有三十天，最后一个月为五天或者六天（瑞年为六天）。但是这并不是埃塞日历的最奇特之处，而最奇特之处在于埃塞日历已经比西方日历晚了七年半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日期对于埃塞来说并不是2019年，而是2011年。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惊讶。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2011年。新年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特别重大的节日，埃塞也不例外。埃塞的新年在西方公历的9月11日。我依然很清晰地记得第一个埃塞新年——2014年9月11日，当时项目刚开始，我们还在租着当地人的房子住，由于营地建设工期很紧，项目领导安排所有中国人加班建设营地，搭建板房，而黑人自愿加班，当时中国人每天的加班费为300比尔，黑人的加班费为每天100比尔。比尔为埃塞货币，100比尔也就相当于30块人民币左右，当时黑人的工资大概在1200-2000比尔左右，技术工种会高些。就这样为期三天的埃塞新年假期在加班加点中度过了，节日过完之后，营地建设也就大部分建成了。圣诞节是在西方公历的1月7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为期三天。每到圣诞节，小镇上变得十分热闹，人山人海，去教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圣诞节也是一个受许多游客青睐的节日，路上来来往往的大巴，接送着各种肤色的游客。复活节是在西方公历的四月份期间，每年的具体日期都有些差别。复活节应该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节日，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没有什么节日能够和耶稣复活相媲美。在这个神圣的节日来临前一个多月，这么信徒一天只吃两餐，每餐必须不能吃肉。就这样坚持一个多月的一天两餐的素食后，在复活节当天迎来了狂欢，家家户户喝酒吃肉，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当然去教堂接受神父的洗礼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仪式，教堂里挤满了前来的信徒，人多的时候也会因为拥挤引起小骚动。

                                                                      三

行走在路上，随处可见黑人小孩，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不过两三岁。他们有的挥着鞭子，赶着牛羊；有的背着一捆的木柴往家里赶；有的背着弟弟或者妹妹，手里提着一小桶水，这可能是他们一天或者更久的饮水，需要从几公里外的河道出打水后步行提回家。这本该是游戏和学习的年纪，年幼的孩童却要帮家里分担各种各样的农活。与他们相向而行，他们会热情地打招呼，用蹩脚的英文重复着“hello China！”“Hello China!”大多数时候我也会礼貌性的回一句"hi"，或者冲他们微微一笑。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敢近距离跟我交流，当我试图靠近时，他们却立刻跑开了。也许是听说中国人什么都吃的缘故，害怕我会吃了他们。亦或是他们的英语不够好，怯于和生人过多交流。但偶尔也能遇到胆大些的，在我回复他们的招呼之后，他们会立马伸手，做出要钱的手势，嘴里蹦出两个单词"money money"。近距离看着他们，混浊的眼眸，高挺的鼻梁，黝黑的嘴唇，雪白的牙齿，时常有苍蝇停留在他们的眼角和嘴唇上；古铜色的皮肤，算不上太黑，瘦削的脸庞显得十分精致。卷曲的头发像是黑色的方便面，而女孩则会梳着一束束小辫子，甚是可爱。也许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足，他们大多体型瘦小，赤脚奔走在路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仿佛很久没洗过似的。

有一次在镇上和同事一起喝咖啡，旁边一个黑人小孩跟我打招呼，大概八九岁的年纪，还在上学。他的家庭条件相对好些，从小开始学习英语，因此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他给我介绍当地习俗，我给他讲述中国的人文历史。临别之时他送给我一个纪念品，那是他挂在脖子上的饰品。意外之余我也后悔没有随身带点什么物件，无奈之下只有掏出一张人民币纸币作为回赠。刚开始他一直再拒绝，表示并不是想要钱，我也赶忙解释，并不是要给他钱，只是留个纪念，而且一块钱的纸币面值也不大，最终他也接受了。我们说好有缘再聚，但之后也在没有碰见过了。

埃塞处于非洲的东部，埃塞人跟西非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埃塞人体型纤瘦，和亚洲人体型相似。和西非木炭似的肤色相比，埃塞人真是非洲黑人中的一股清流，古铜色皮肤，精致的五官，看起来赏心悦目。埃塞盛产美女，许多世界小姐就是出自这个国家，也许这也是吸引很过外国游客来此的一个原因。由于工作原因，接触最多的黑人也就是手底下的十几个黑人员工。让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是Sisay和Mikly的两个技术工人。这两个都是跟我公司干了很多年的老员工，在我来项目之前他们就在公司了。Sisay负责的是实验室现场压实度检测，Mikly负责的是实验室室内试验。两个人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加上一些力工，基本能够撑起所有实验室的工作。Sisay是阿姆哈拉州人（埃塞包括首都、2个自治行政区和9个民族州），个子不高，一米六左右，有点龅牙，每次一笑就露出两排大牙齿。他的家乡离拉利贝拉不是很远，离拉利贝拉大概五六十公里。偶然机会他被他的一个朋友的介绍进入公司，在进入公司工作前，没有任何工作，只是帮着家里人放羊、拾柴，每天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我听栗哥说，他刚进公司那会儿瘦得皮包骨似的。他的学历不高，初中学历，但是他很聪明，教给他的知识能够认真学习消化，慢慢的他的工作能力也就脱颖而出，最后也由普通的力工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工资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小肚子也慢慢起来了，由一个瘦小伙变成一位“油腻大叔”。Sisay性格特别好，没有一点脾气，因此他跟中国人，监理方及手下的力工关系都处得很好。在工作上，他也很认真，可能是由于来自农村，所以特别能够吃苦。现场工作是比较累的，经常会很晚下班，但是他基本上也没有任何怨言，像这样听话、好管理的员工是每个中国人都希望遇到的，这是让栗哥和我特别喜欢的他的重要原因。在所有黑人员工当中，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平常所需的生活用品我也会让买帮我去买。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结婚了，让我参加他的婚礼，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有去，现在想想很是遗憾，没有参加一次当地的婚礼。不过他也算是晚婚了，三十多岁的年纪，之前一直愁找不到女朋友，我还经常给他支招，没想到才多久的功夫，就给我发请帖了。Mikly跟Sisay有很多不同点，Mikly来自埃塞的另外一个州——提格雷州。提格雷州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州，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善，并且大部分国家政治领导人来自这个州，政府对提格雷州的特别照顾也是的其他州的人对政府及提格雷州人的不满，而我们所建的项目在拉利贝拉，位于阿姆哈拉州。基于这个背景，Mikly和很多力工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Mikly是典型的帅小伙，二十多岁的年纪。有着较高的学历，因此学习能力很强，英语能力也很突出，他负责所有室内试验。跟Sisay相比，Mikly显然更有“心机”，有时候在要求涨工资被拒绝后，他会联络所有的工人进行罢工，强迫要求涨工资。这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栗哥和我作为他们的直系领导，我们当然愿意给他们涨工资，但是站在项目的立场上，我们不能随便答应他们的要求。节约成本和最大化满足他们的利益仿佛成为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黑人罢工，在埃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对此，我们也没有任何完美的方法去解决。通常我们做的只是以警告单的形式开除一两个力工，然后跟Mikly和Sisay进行谈判。对于Sisay比较好解决，因为他总是被怂恿。而Mikly，我们也只能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承诺下个项目给他涨工资，来平息罢工。尽管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他们也有大部分黑人共有的缺点——懒散、工作效率低。上班迟到早退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不管再怎么强调纪律问题。这个时候总是特别感慨东亚三国的勤奋，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中国人是真的真的很勤奋。磨洋工也是他们的一个通病，不交代的工作他们绝对不会去做。不管怎么样，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工作以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四

“在干啥呢小周？”见我还没来，栗哥问道。

“加班呢，栗哥。”

“不用加，这点东西明天早上就可以弄好了。快过来打球，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栗哥催促道。

“好嘞，马上来！”

这是我们的业余生活——打篮球。简陋的篮球场地，不标准的三分线和篮筐，木质的篮板，这是我们释放工作压力的地方。我很喜欢篮球，从大学开始，我就热爱篮球，没有这个场地，三年半的埃塞生活也会暗淡不少。项目上有不少同事喜欢打篮球，其中包括一些篮球爱好者，也包括一些过来凑凑热闹打打酱油的，比如栗哥。在这个异国他乡的球场，挥洒着我们汗水，挥洒着我们的欢乐，挥洒着我们的青春。后来随着人员的变动和工作压力的增加，打球的人慢慢凑不齐了，篮球场上少了昔日的欢乐。

不过我们还有一群动物朋友。

谁说养狗的男人都很娘，我们这群钢铁直男养起狗来也不含糊。这不，这只五六十斤重的大黄狗就是我们养的，名曰“大傻”。大傻比一般的狗都要高大，却一点儿也不凶，总是一副憨憨的样子，还会友好地跟人握手，这着实傻得可爱。大傻原来不叫大傻，它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凯撒。由于另一个项目已经完工，凯撒的哥哥大虎跟随主人来到我们营地。这哥俩一见面就干起来了，温顺的凯撒自然不是大虎的对手，于是落败，从此跟着大虎鞍前马后，心甘情愿做小弟。大虎经常欺负小弟，每次到了饭点，总要自己先吃饱才让凯撒吃，一旦凯撒靠近，它就大吼一声，吓得凯撒连连后退。就这样，原本威风凛凛的凯撒日渐憔悴，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时常一副林妹妹的忧郁模样。这实在名不符实，于是乎我们干脆叫它大傻。

后来有个当地人卖给我们一只猴儿，这猴儿也爱欺负大傻，经常耍得大傻团团转。它故意跑到大傻跟前招惹大傻，大傻一生气便跑去追它，它一跃到房梁上，大傻只能“望梁兴叹”，对着猴儿狂吠不止。猴儿呢，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得意地看着气愤的大傻。这样憋屈的生活让大傻越发地傻了，眼神迷离，耳朵耷拉着，消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说到这只猴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它是一只野生猴儿，被黑人抓过来的时候右手手肘受伤了，殷红的血滴在地上，被黑人抱在怀里，眼神中满是惊恐。看它可怜，我室友就把它买下来了。为了给它疗伤，我们特意买了消炎药为它包扎伤口，没过多久，它的伤势痊愈了，我们用绳子把它拴在门口，一日三餐给它喂食。起初它并不买账，看到人来就躲起来。后来有一天，室友去喂食的时候发现猴儿不见了，只剩下栓它的绳子在地上。大家都明白，它“越狱”了，它是奔向自己的自由去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就在猴儿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时，它又意外地回来了，熟悉的位置熟悉的它。看到它我们每个人都兴奋不已，谁也不知道它回来的原因，也许是出于感恩，也许是为了觅食，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总之我们的大家庭里又多了个“兄弟”。自从猴儿回来后，性情大变，丝毫不怕生，不光经常捉弄大傻，有时还会跑到某个同事房间偷吃水果，等他进去一看，里面一片狼藉。更有甚者，它有次跑到我办公室跟我做鬼脸，趁我不注意拿着我优盘就跑。最过分的是，每当快到饭点时，它就准时钻进食堂偷菜吃。这也招致很多人的不满，自从有了这么个捣蛋鬼，日子就没清静过。于是大家合计着把它“送回家”。终于有一天，它被我们给捉弄了，开车把它带到五六公里外的山上扔了。此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它，它再也没回来过。

                                                                        五

“哎！小周啊，咱们实验室不受领导重视，干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你呀，跟着我怕是要有的苦吃咯！”

“栗哥，不管论能力还是论资历，按理说你都已经具备项目经理的条件，领导却还让你在实验室，公司不怕人才流失吗？”

“公司才不会在乎我，国企这么大，人多得是，我是去是留无关紧要。”他满不在乎地苦笑几声。

“你要是真走了，项目估计要黄了，哪天不是几十个电话打进来?”我开玩笑地说。

“行了，你也别胡思乱想，好好学，等你将来能够独当一面，我才能脱离实验室。”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刚到项目上的时候，栗哥已经在埃塞有五个年头了。栗哥身上总是满满的正能量，但他的内心也在一直挣扎。渺茫的前途，领导的忽视慢慢吞噬着他对工作的热情。很多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他都透露出消极的思想，五年来兢兢业业，却停留在实验室主任的位置，如此尴尬境遇换谁都会有辞职的想法，我理解他表面乐观下内心的不甘。很讽刺，这就是现实。尽管偶尔会吐槽公司的不好，但只要一上班，却依旧保持工作热情，第一个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

我来项目的第二个月，栗哥回家休假。在他回国的二十天中，整个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时处于项目初期，所以不算很忙。偶尔会有监理工程师跑过来了解工作上的问题。

“Mr. Zhou ,do you.....”黑人监理操着一口独特的“非式英语”问道。刚来时英语不好，加上这浓重的非洲口音，我只觉得对方嘴里叽里呱啦，像一阵风飘过。终于说完了，他露出一口大白牙，期待地望着我，而我也茫然地望着他。就这样，我俩大眼瞪小眼尴尬了好一会儿，我终于鼓足勇气，憋红了脸蹦出几个单词“uhh.....sorry，i don't know”。他拍拍我的肩，用蹩脚的中文说没关系。

总算等到栗哥休假回营地，我这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来。他给我支了一招，“不要紧，你没事的时候多找老黑唠唠嗑儿，语言这种东西啊，多说多听就会了。”我于是每天跑黑人监理办公室，主动和他们交流。渐渐地，我越来越放得开，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室的事，我都能和他们零障碍沟通，有时还会互相开玩笑。我的幽默本性很快吸引了一群与我“臭味相投”的黑人朋友，其中有个黑人助理和我最要好。跟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相处都非常愉快，他是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所大学上学，期间来到项目上实习。由于上过大学的缘故，他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英语能力也很突出。在碰到一些问题时他总能想出很好的解决办法。当然，黑人的思维跟中国人还是相差很大，在工作中难免会发生一些争执，但吵完后又会摒弃前嫌一起解决工作上的难题。私底下我们更是无话不说，他经常开玩笑似的感慨:“我们这个国家在以前是很厉害的，都是毁在他们手里了……”

但是他也有着大部分黑人的通病－－没有时间观念。清楚地记得，有天跟他约好七点一起吃晚饭，结果我在风中凌乱了半个小时，依旧不见他的身影。我打电话询问，他告知我现在还在镇上，半个小时后一定赴约。有什么办法呢，继续等吧。可是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人呢？莫非是被风给刮跑了？再一个电话问过之后“赤果果”地被他爽约了。

                                                                      六

2015年2月18日，拉利贝拉，中国营地。

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第六个月，也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新年。下午3点整，我们守在电视机前，一边打电话和家人问候，一边看着春晚直播。这注定是一个特别的除夕夜，当我望着窗外的大太阳，仿佛看到了新年的烟花在营地上空绚烂，湮灭，此起彼伏。我拿起手机，发了条朋友圈，没过多久，评论区的新年祝福布满屏幕。那一刻，隔着五个小时时差，隔着印度洋，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鼻子一酸，差点就掉下泪来。下午五点半，大厨精心准备了一个下午的菜陆陆续续被端上餐桌，到了我们的年夜饭时间。再怎么说也是过年，仪式感要足。除了中国菜，还有当地的特色食物——英吉拉。从最边缘开始撕下一块裹上酱料，触感绵软，一口放到嘴里，味道酸酸的。饭桌上怎么能少得了酒呢，甭管乡愁、离愁还是爱恨情愁，一醉解千愁。大家又是唱歌又是划拳，倒也真有了过年的热闹劲儿。该喝醉的不能少喝，该煽情的时候不能干坐，终于有个小年轻忍不住哽咽起来。作为老前辈的老陈听不下去了，这哥们儿斟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豪情壮志大喝一声：

“哭啥哭!瞧你这点儿出息!你问问在座的前辈，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

又有个老前辈语重心长地劝慰：“这是我在这里过的第五个新年了。想当初我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日日夜夜地想家啊。自从到了这儿，就没陪家人过过一个团圆年……”一边说着，眼泪开始纵横在这张写满故事的脸上。这个三十岁出头、虎背熊腰的北方汉子，顿时哭得稀里哗啦，像个没人心疼的孩子。

“是啊，大家都不容易。来，都在酒里了。”部长眉头一紧，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我那宝贝女儿，我对不住她啊。女儿出生以后，我就几乎没陪过她。等她大点儿能开口叫爸爸的时候，一见面就管我叫叔叔……”

窗外的烟花随意的飘散，飘散到远在八千公里外的中国。我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一个男孩儿枕在父亲的臂弯上甜甜地入睡，母亲无奈又心疼地责备着：“这孩子，都是让你给惯的……”

2015年12月17日，远在国内的妈妈给我发了个语音电话。

“你外婆去世了，现在所有的亲戚都在这里……”仿佛晴天霹雳一般。在我还没休假时外婆由于食道癌在市里的一所医院做手术，8月份休假，我来到医院看望她。那时候的她头发几乎都掉光了，但情况还不算太坏。看着一手把我带大的外婆躺在病床上，我很是心痛。9月份休假结束，我乘坐高铁来到白云机场，换了登机牌，临近登机时刻，内心却还在挣扎，最终，我还是上了飞机……

                                                                     七

“栗哥，我想辞职，明年休假我就不来了。”

“怎么了？碰到什么事吗？”

“我外婆去世了，我却没能看到她最后一眼。”

栗哥楞了一下，沉默了几分钟。

“节哀顺变，小周，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们晚上喝几杯吧。”

晚上，他带了一箱啤酒来到办公室。

“今晚就我们兄弟两个人，我陪你喝几杯。”

“在国外的确不容易，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我以前也不想来出国，毕业那会儿在国内，也是在工地实验室，觉得很无聊，没有任何发展前途，我就来到这里，以为可以换了部门去工程部，结果还是被分到实验室。所幸碰到一个好的直系领导，在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才一直坚持下来。”栗哥慢慢说着，“我父亲去世的早，后来母亲改嫁后就很少回来了，我也很少去她那边。所以我跟我爷爷奶奶感情很深。爷爷身体一直不太好，我却不能在他身边照顾他，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但没有办法，他生病了我只能向家里汇点钱。”栗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眼圈红红的。

在第二次休假之后没多久，栗哥就被安排到国内学习了，为期一年。这是难得的好消息，学习回来之后他可能就会提升为副经理了。对于我来说，今后实验室的全部工作都落在我身上，正如栗哥说的，我要自己独当一面了。

在非洲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谁也无法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公司的另外一个项目传来一个消息：有一个福建分包商的人在采购回来的路上被一伙黑人砍死，几乎身首异处，现场惨不忍睹。原因很简单，他采购回来的路上把一个当地小孩撞死了，他在那等待警察来的时候被一伙黑人围起来，就这样命丧埃塞土地上。消息传来，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震惊，尤其是福建分包商，为此罢工了一段时间，最后也不知道大使馆怎么解决，总之这件事情慢慢平息了。在非洲死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这样的惨剧仍在上演，但依然阻止不了那群满腔斗志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地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依然很深刻地记得，有一次和监理去看河道的沙子，我们从桥的一侧下去，看完沙子之后便上桥，站在桥边上讨论施工的问题。不知道从哪儿走来一个黑人老头，径直向我走来，嘴里一直在念念叨叨这什么，面无表情，似乎有点愤怒。走到我跟前后仍然对着我，一直说着什么，旁边的监理和工人没有说话，都在听着。我不知所措，看了眼监理，他依然没说什么。过了会儿，监理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走。这时候我赶紧绕过那个老头，上了车。在车上，我问监理：“刚刚那个老头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是个疯子，讲的并不是阿姆哈拉语，我也没听懂。”他回答道。听完，顿时浑身冒冷汗，要是当时他把我推下桥，我可能就命丧于此了，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

三年的平静终于被一场足球赛打破。在一场由阿姆哈拉州和提格雷州的举行的一场友谊赛上，一场打架事件彻底引爆了这个州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场打架中，一位来自提格雷州的球员不慎被打死，从而引起两个州之间人的疯狂报复。埃塞，这个被称为非洲最和平的地方，也开始出现动荡的局面。而政府为了封锁消息，把除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外所有地区的网络全部切断，我们也因此几乎断了与国内的联系。营地也开始了紧急预案，以应对突发事件。很多经常微信联系的亲朋好友也没有我的消息。很清晰地记得有一个来自移民加拿大的朋友给我来过一通电话，我们因为健身结缘，因此会经常联系。在很多次未回信息后，她马上给我来电，询问情况。在这么动乱的局势里还是能感受到暖暖的关切。

“栗哥，我要辞职了。”在视频中，我再次告诉栗哥。

“先别想这么多，等我回来再说，你现在还在国内也还到处工作呢。”栗哥劝慰道。

“我已经想好了，栗哥。你已经解脱了，不必再困在实验室，你以后回前途无量的。”

“你也知道，我回来可能会调到其他项目，你再坚持下，等我当上项目经理，我就把你调过来，尽快把你升为副经理。”栗哥一再劝解。

“这可不行，项目上谁不知道咱俩是师徒关系，你把我升上去了，肯定免不了旁人闲言碎语。栗哥你就别劝我了。”我笑道。

于是，经过长达半年的辞职，领导最终签字同意。在离开的前两天，我请同事一起吃饭，晚宴上，大家纷纷对我送上离别祝福，欢快的氛围中还是掩饰不住离别的伤感。我知道，没有人不想回国。可惜栗哥在国内学习结束后被调到别的项目，离别之际我们也没能见上一面。当晚我们通过电话，栗哥祝愿我一切顺利，并且开玩笑说：“要是在国内工作不顺利，随时回来。”

2018年2月1日，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辗转，我终于抵达北京，从此再未踏上非洲的土地。

在我回国之后，由于政治原因，埃塞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动荡，大概半年后，生活了三年半的营地惨遭数百黑人洗劫，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2019年春节，我终于和家人过了个团圆年。三年半的非洲生活，我错过了本该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四个中秋和三个新年。除夕晚上，我忽然十分想念拉利贝拉的同事，想念下午三点的春晚直播，想念饭桌上的英吉拉，也许我真正想念的，是我三年半的青春。

听完我的故事，女友忍不住问道：“假如还能回到四年前，你还会选择去非洲吗？”

“会。”我不假思索地点头。

“那你以后还会去非洲吗？”

窗外的雨渐渐停了，我笑着摇头：“不会去了，雨季也不会再来了。”

 

作者介绍：周新文，1991年12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2014年6月份毕业于南昌工程学院。毕业后进入中铁三局北京国际工程分公司，2014年8月份到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从事一条一百公里的公路施工工作，在拉利贝拉工作了三年半，2018年2月份辞职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