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种思想在先秦时期、轴心时代相继产生,是人类文化突破的重大现象。在汉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得到长足发展,进而成为汉文化的代表;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思潮,玄学成为思想的主流,道家文化盛行;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寺庙遍布全国各地;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唐朝皇帝崇信道教,对佛教采取宽容保护政策,而儒学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日渐式微。
因统治者信俸宗教,唐朝宗教进而猖獗,达到危害四方的程度。在政治上,僧道乱政,武则天男宠薛怀义,便是一例。在经济上,僧富民贫,民不聊生。僧道宽交赋税,免征徭役,广占土地,享有与统治阶级同样的优遇特权,骄奢淫逸,不但不从事生产,要生产者来供养,于国于民有害,是社会的蛀米虫。“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在思想上,唐朝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南宗,满足了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的思想的要求,只让人民忍受现状,不做反抗。在僧道横流,为害甚烈的情况之下,一些有识之士极力排佛斥老,韩愈就是突出代表。韩愈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二十岁进长安应进士,三试不第,直到二十五岁才考取功名。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后官至吏部侍郎,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
原道,即探求道之本。韩愈认定道的本原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在《原道》文章中,开宗明义,指出仁、义、道、德的真正含义,先王之道以仁义为本的精神实质。批判老子之道“小仁义",指出儒、道的本质区别。回溯佛老行的历史渊源,指出其危害。鼓励儒家信徒树立坚定信心,从杨、墨、老、佛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的意思。接着,对比古今,从经济、政治角度揭露佛老从汉朝以来对天下的危害。并论述上古圣人礼乐刑政制度施惠于民,是维持社会生产和秩序的必要手段。批驳道家关于“绝圣弃智"的荒谬主张。强调君臣百姓必须恪守常职,才能维护社会生活正常秩序,转而批驳佛教抛弃君臣、父子、禁止生养之道的异端邪说。阐明古代帝王因时制宜,有惠于民,驳斥道家回复太古无为而治的观点。阐述古人正心诚意,将以有为,积极入世用世,驳斥佛教“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的教义。最后,正面提出儒家的先王之教,就是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以及“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的社会等级秩序。在充分论证为什么要倡儒学,排佛老之后,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首先,论证儒家学说的合理性。韩愈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意思是说,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具体地讲,韩愈所谓“道",是包含仁、义道德内容的道,仁指博爱,即“一视同仁”;义指合乎人情事理去实践“仁“;道,指从“仁义”出发,向前而行;德指仁义发于内心,有足够的自我修养。“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含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这个“道”也就是自古相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文中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即“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其次,批评佛老思想的荒谬性。文中分别对佛、老予以攻击,其中,佛家是攻击的重点,对佛家的批判主要是,驳斥佛教抛弃君臣、父子,禁止生养之道,不重君臣父子等级之礼“以求其所谓洁净寂灭者”,是荒谬的。指出佛家的“治心”,只管自己,不管天下国家,“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使得天下人不行其道,不尽其责。对道家的批判主要是,指出老子所说的道是脱离仁与义的道,与儒家的“圣人之道”有悖。并指出道家关于绝圣弃智主张的荒谬。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道家所谓返回“太古之无事"的原始状态,是违背时代与现实的。韩愈主张恢复道统,用以击逃避现实、脱离现实的佛老之道。韩愈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他们加以猛烈抨击:政治上,他们要与国家争权,“古之教者处其,今之教者处其三”,古代的教“者”只有士,而唐代,还要增加僧、道。经济上,佛、老二家信徒是“士、商、农、工"四民之外的游民,完全靠人民来养活。
第三,强调君臣之间等级秩序。文中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同时,文中提出“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的观点,君子有君子之道,小人有小人之道,单纯区分君子和小人是很难区分的,若论心,同样是人心,但人心之下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用另外一个世界去判断所谓的君子和小人。君子修身养心正其心,小人修身养心行必歪。
就像每样东西都会有其时代局限性一样,《原道》也有明显的思想局限,它主要是在政治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宣扬君杈至上,维护君主专制。在哲学思想上,以唯心主义反唯心主义,未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更难以彻底击溃佛教的异说。同时提出衣服官室器用医药等都是圣人所发明,不符历史事实,流露出英雄造时势的观点。虽写得剑拔弩张,但没有超出孟子排斥异端的理论高度。民本思想因素,未能加以吸收。不过,联系唐朝皇帝姓李,老子李耳是其祖先,韩愈敢于批判老子,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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