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范人性,心安理得各取所需
第十一节
左宗棠署任浙江巡抚、李鸿章署任江苏巡抚之时,“常胜军”头领、洋人白齐文从松江刚回到上海,马上到“综理夷务”的苏松粮储道杨坊开的银号索要“常胜军”欠饷。几经争执,讨饷不成,白齐文竟然将朝廷命官杨坊痛打一顿,抢去饷银四万两。兼任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马上急奏朝廷参劾白齐文,最终将白齐文革职。
作为曾国藩学生的李鸿章,不但了解老师的所有优点,也对老师所有的缺点一清二楚。同为饱读诗书之士,李鸿章既享受科举入仕带来的趾高气扬,又懂得落第之人的垂头丧气。在这位淮军统帅看来,制度可以约束人性,但利用好了人性也可以创造效益。
淮军是掌握在李鸿章自己手里的“湘军”。始创时的模式制度完全按照曾国藩训导依样画葫芦。等到淮军来到上海,李鸿章近距离体会到洋人坚船利炮的威力,马上加快整改部队的步伐。
李鸿章请洋人将官严格训练兵士,按照洋人规制改革队伍,迅速购买洋枪洋炮更换装备。善于机变的李鸿章,比起曾、左两位前辈来,可谓用心良苦,并且收获最大。初到上海,数战连捷。上海士绅终于松口气,心甘情愿掏出银子让李鸿章改变淮军。火速升职的李鸿章自然也扬眉吐气,除了对他自募的将勇大力改革,同时对曾国藩“借”给他的程学启部也花大力气整改。人情世故练达的李鸿章,深知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在“借”程学启之时,李鸿章已经打定主意不想归还湘军。
对内解决辖制将领的问题,李鸿章丝毫不像老师曾国藩那样“循规蹈矩”。他认为既然将领带兵杀敌为国立功,那么在公诸于众的制度之下,“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也就理所当然。对外同样施以机巧,在笼络和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刚来上海,在一番软硬兼施之下,李鸿章先斗华尔,再弹劾白齐文,后用计将戈登裁撤。李鸿章与洋人头领斗智勇而对洋人士兵尽力抚恤,利用大把银子安抚外国雇佣军,以使其为我所用。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淮军只要打了胜仗,便放任抢掠。如此则可减少兵士因为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带来的不满情绪。淮军将士趁机大发其财,也就和李鸿章更加联系紧密。
李鸿章表面施以曾国藩的“以诚为本”,私下却是屡屡打起“痞子腔”。不愿循规蹈矩的李鸿章,已经超越了曾国藩“以人为本”“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的思想。淮军兵士依照“制度”受将领层层节制,将领听命于李鸿章,即使曾国藩也难以调动。
晚清平息内乱、与外敌作战的过程中,湘军、楚军、淮军,都在它们的统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领下,制定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别的制度。这些“制度”分别适应它所辖制的将士。
曾国藩以厚饷吸引了老家湘乡的贫苦农民,最终造就了能够“打呆仗”的最耐苦湘军士兵;左宗棠善于招募身强体壮、头脑灵活的勇武之士,所以打造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最忠勇之兵;李鸿章愿意募集贪利图财、勇于进取的奸滑之人,最终依靠掀起“头脑风暴”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人在他们的统帅庇护下,都“心安理得”不同程度实现了他们的人生梦想。
“顺应所求,各取所需”,这是曾、左、李洞察人性之后更进一步释放了他们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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