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读《两宋王朝》有感

我对两宋王朝有着特殊的情结，缱绻绵长，挥之不去。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读《两宋王朝》有感

唐末藩镇割据，武人乱政，煌煌大唐帝国轰然倒塌，中国随之进入了史上最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数十年间军阀混战，致天下尸横盈野，眼鼻之间尽是血雨腥风。然乱世之中民心思定，统一之愿更是大势所趋。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使得后周隐隐呈现一统天下的大国气象。可惜天不假年，柴荣壮年辞世，身后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和一个根基未固的帝国。后周的骄兵悍将无法将帝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七岁小儿身上，遂演绎了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大戏。赵匡胤在刻意的烂醉中登上权力的顶峰，尔后励精图治，征讨四方，总算不负众望，开创两宋三百余年的国祚。

                        繁华的两宋

《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雄伟城郭、楼台亭榭、待发船舸、商旅小贩、熙熙游人，无不呈现帝都汴京的繁华气象。而南宋都城临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人间天堂。确实，两宋的富庶令人咂舌，其GDP占当时全球一半以上，且富庶并非仅由达官贵人独享，得享雨露者更多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城市中，茶坊、酒市、瓦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宵禁已废，入夜后，城市灯火辉煌，要不怎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佳句。宋人先后发明了纸币和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也日趋完善并开始大规模使用。凡是总总，无不宣示着两宋的繁华。

                          文人的两宋

南唐后主李煜，艺术家式的国主在大争之世意味着悲剧，后主虽逝，然而后主文风却为宋一脉承继，婉约、豪迈两种风格迥异的宋词交错相映，谱写中华文学史上的华丽篇章。两宋文坛是群星璀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等文坛巨匠相继横空出世。更令人惊奇的是，两宋的文坛与政坛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紧密关系。三百余年，跻身两宋政坛身居高位者，大都为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就连奸相蔡京也以书法闻名于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宋以文人治天下的国策。赵匡胤石刻遗训中的“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为两宋文人参议国政营造宽松的氛围。而两宋诸帝因袭前朝制度，大规模开科取士，以高官厚禄、锦衣美食许与文人，更是引得文人纷纷入仕。文官政治尽管给宋带来了繁华稳定，但一味的开科取士，却也形成冗官、冗政等弊端。更甚者，为北宋造就了一位艺术家式的皇帝，宋徽宗。李后主的前车之鉴，宋徽宗却重蹈覆辙，最后身辱国丧，被逼北行，落得个客死异乡。

                      多难的两宋

纵观中国历史，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碰撞与摩擦实属平常。但不幸的是，两宋面对着处于鼎盛时期草原文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逐次崛起，各族均有不世出的雄主率领，轮番攻伐两宋。在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中，两宋的文人之笔岂是草原汉子怒马长刀的对手。汉民族向来不缺名将骄雄，但不幸的是，两宋只在亡国前夕才涌现一批名将精骑，其余时间宋军常以败绩闻名。原因何在？唐末至宋建国一百余年，天下苦武人久矣，宋太祖赵匡胤更是以武将的身份夺得大统，故宋对武人的防范之意是深入骨髓。因此重文轻武，成为两宋官方的主流意识，如狄青出将入相，却因其行伍出身，一直为北宋文人所轻，由此可见一斑。皇帝委派统帅军队者大都为文人与宦官，文人中兼任武职者如范仲淹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如童贯者乱军误国，可悲可叹！如此虚弱的国防，却先后直面四族轮番攻伐，怎能不败？国内奸相当权，诛杀岳武穆、解除韩世忠等名将兵权，又不啻于自毁长城，这等国家，又怎能不亡？就算有正气浩然的文天祥，又怎能挽回这颓颓帝国覆灭的命运？

海南崖山之上，陆秀夫背起九岁幼帝纵身一跃，两宋的历史最后定格在这一跃的瞬间。赵宋天下，得于小儿，复失于小儿。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的历史有着宿命般的治乱循环。老子曾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此言甚是，治乱也是如此，治世深藏乱因，两宋不正应此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