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一行字，传注一篇文。长勺之战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值得《左传》详注？先抄原文如下：
【经】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原文中“经”“传”分别指什么，二者有什么关系。
经，指《春秋》，确切地说是“鲁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所编；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后242年（公元前722-481年）的历史；全文只有一万八千字左右，极简洁且隐晦，“微言大义”“一字定褒贬”，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焉。”《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其主旨是宣扬复礼崇礼思想，维护宗法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必也正名乎！”
传，指《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左传》是解释《春秋》经文，为《春秋》作注的。《左传》通过叙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史实和内涵。杨照认为，《春秋》的本意，不是记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将这些事情在封建亲族架构下的意义，给固定下来。《左传》以事解经，将突然的事件铺排出来，可以供人和《春秋》经文的记录方式互相参照对应，以此来显现《春秋》正名的精神与手法。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了解《左传》所记录的春秋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
春秋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个群雄争霸、战乱不断的时代，不错，正如《史记》所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司马迁的解释是：“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失掉了根本的封建秩序行为准绳。这个行为准绳，就是“周礼”。周礼有礼仪、礼制、礼器等繁复的规制，但其核心是“正名”，是以血脉为基础的封建秩序。“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君臣、父子、兄弟，每个人都找准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就是“顺”，否则就是“逆”。春秋恰恰是个“逆”的时期，“周礼”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礼崩乐坏、诸侯僭越、臣下犯上等“非礼”思想和行为盛行其时。周礼所维系的旧秩序被打破了，而新秩序又尚未形成，既然“天命”在“无常”中，时代、人心必然动荡不安，也必然孕育着急剧的变化，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思潮、新做法、新趋势就接踵而来了。
以上所述似乎未入正题，其实，正题已解。下面要说的，在聪明的你看来，或许已是赘述。
《左传》记录了大小492起战争，有详有略，详细记录的有14次，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称霸；晋楚邲之战，楚庄王定鼎；秦楚灭庸之战，庸亡国。这些战争，或是奠定霸业之战，或是生死存亡之战，长勺之战既非争霸、也非存亡的关键战役，为什么也在详述之列？我的理解是，这一事件是突破了旧的封建秩序和政治哲学的新生事物。
其一，国君的用人策略发生了变化。曹刿不是“肉食者”，而是“乡人”，很有可能是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士”（最低等级的贵族）。这里的乡人不是现在所说的乡下人，而是居住在国城里的六乡之人；住在城外的，叫“郊人”或“野人”。鲁庄公不仅没有嫌弃他的身份，反而很乐意见他；不仅回答了他关于当前战事的提问，而且答应他参战；不仅让他坐上自己的战车，还把作战指挥权交给他。封建秩序原来有一套用人机制，一个人的官阶是由他所处的阶层决定的。到了鲁庄公的时代，国君们可能发现拘泥于原来的选才范围，对国家是不利的。无论是内斗争权，还是抵御外侮或对外扩张，都需要大量人才，扩大选才范围势在必行。这是对原有秩序的重大突破。无独有偶，同时期的齐桓公也很乐意地重用了管仲，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成了座上宾，说的就是管仲。当然，在儒家看来，苟且偷生、侍奉二主的管仲是无德的，可国君不管这个，唯才是举也。
其二，士人阶层开始走上历史前台。这是上一变化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曹刿虽然不是大夫，却非常有勇气而且自信。不仅主动求见，而且很瞧不起大夫，说他们“肉食者鄙”。肉食者原本没有贬义，经曹刿用“鄙”一形容，就有贬义的意味了，直到今天还翻不了身。他的自信还体现在他与庄公的对话，这一问三答三点评，像不像老师在问学生、家长在训小孩呢？他的自信还体现在他指挥战斗时的镇定自若、成竹在胸。他的自信更体现在他对战术和获胜原因的分析，堪称“完美的教科书般的作战攻略”呐。曹刿的自信和勇气，当然不是梁静茹给的，而是建立在他对作战形势、时机、策略的准确分析和果断决策之上的。士人阶层的智慧，为他们赢得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从春秋到战国，士人都非常活跃，各路诸侯也乐得用他们。很多时候，时局就掌握在游士、谋士手中。一个方国，乃至于整个时代，渐渐被计谋之术笼罩了。
其三，长勺之战反映了《左传》对战争的基本认识，即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这集中体现在前面说到的“一问三答三点评”之中。对庄公的第一个回答，曹刿不满意，他认为那些小恩小惠普及不到全民，老百姓不会跟随你。这里，要注意一下“人”与“民”的区别。从甲骨文看，“人”字是顶天立地的，最初是指王公贵胄。“民”字，像一只被刺伤的眼睛，表示被作了身体标记的奴隶，后泛指平民，再后来，“人”与“民”就混用了。了解了“人”与“民”的语意区别，曹刿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对庄公的第二个回答，曹刿也不满意。他为什么说“牺牲玉帛”是“小信”呢？我们往前看《左传·桓公六年》就明白了。其中记载了季梁关于祭祀的见解：祭祀不是和神交换利益，而是向神灵汇报情况，国君敬献的贡品，必须是民众富足、风调雨顺、政治清明的成果，这叫“大信”。在曹刿的启发下，鲁庄公这个“学生”终于说出了“正确答案”：只有“小大之狱必以情”才是尽了本分的事情；换句话说，国君勤政为民，才能赢得人心。这类事情，《左传》是一定要大书特书的。既然战争不可免，那就要把战争当作政治的继续，打出民心所向，最好还能禁暴、戢兵，以战止战，止戈为武。这是《左传》写战争，特别用心的地方。
其四，曹刿的战术运用，颠覆了当时人们对作战的认知。这主要体现在“鼓”上，齐军“三鼓”之后，曹刿才击鼓进军，结果是“一鼓作气”，克敌制胜。为什么说这种打法是颠覆性的呢？前面说过，“周礼”是一套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家庭在内的完整的伦理制度，其中就包括了“军礼”。对，打仗也是有礼仪的。这可以参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关于泓之战的记录。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宋军严阵以待，楚军还没过河，部下说趁楚军没过河，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吧？宋公说不可。楚军过河了，还没排好队形，部下又说趁他还没列好阵势，我们打过去吧？宋公又说不可。等楚军列好军阵，宋公才下令进攻，结果宋师败绩。国人问责，宋公解释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君子对已受伤的敌人不二次伤害，不捉头发花白的老兵。古人打仗，不把敌人逼到绝路。我虽然是殷商后人，但绝不会击鼓进攻不成军列的敌人。几千年来，宋襄公是被人当作笑话讲的。但宋襄公所说的，绝非空穴来风。这从鲁庄公的反应，就看得出来。长勺之战获胜后，庄公很诧异，很不解。经曹刿一番解释，才知其所以然。不要以为庄公傻，是曹刿的做法突破了他的认知，他完全懵圈了，根本看不懂。
从结果看，当然是曹刿比宋襄公高明百倍，胜者为王嘛。不过，凡事皆有代价，对吧？长勺之战似乎预示着，战无定法，兵不厌诈。规则的突破，势必加剧战争的不断升级。春秋战国连绵不断的战事，参战国家越来越多、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伤也越来越惨重，虽不能说是始于此役，但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吧？
回到《左传》原文，“经”并未对此事作褒贬，“传”也没有附上“君子曰”的评论。关于长勺之战，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作为儒家经典的《左传》，可能是出于以上四方面的考虑，也可能因此而感到某种不可名状的忧虑，这才郑重其事地记录下这场诸侯间的“日常”战争。
阅读书目：
杨照《左传：封建秩序的黄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丹解读《左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