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地道道的陕西人,我对西安是没有感情的。即使是第一次异乡求学归来,也只是路过,仅此而已。西安的名头很大,皆是拜历史所赐,古称长安而非西安。我所知道的西安,始于北京奥运之前打假打黑的状态。那时候,西安还挂着“三黑”的恶名,黑车、黑店、黑社会。而我,当然也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
第一次异乡求学回家,路经西安,走马观花,毫无半点印象。来年春节过后返校,再经西安,已经未改我青涩的本性。在客运站入口处,第一次碰到有迷路的大姐向我讨钱做路费回家。出于善心,我给了四块钱,她依旧紧追不舍继续讨,我意识到不够,又给了十块,我看到周围路过的行人,没有给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反而是疑惑不解时,加之周围有一大批人上来一起讨钱,我意识到受骗了,于是乘群人不备逃走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在公共场合向任何人施舍过一分钱。不是吝啬那点身外之物,而是讨厌别人利用我善良单纯的弱点来欺骗我。
再一次经过西安的时候,已经到了“非典”那个夏天。暑假回家,抵达西安的时候才知道,为了限制往来西安的客流量,往来陕南的列车,两天发一次,单行双不行,且撤销车站广场外城墙下所有的汽运站和公交站。我出了车站去售票厅才知道一切。购好次日车票出来,面对空空如也的广场,一脸懵逼,不知何去何从。决心去高陵小姨家待一天,转过城墙湾发现公交也没有了,于是四处张望,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出于安全,我坐在了后排。司机回望了我一下,见是个学生,询问我哪里人。未加防备,告诉了他陕南某地,他立马用生硬的陕南方言告诉我他也是,只是来西安十多年了。我立马摈弃了防备之心,和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目的地北门,到气象局的时候,路边有人招手搭车,他停下来简单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我说同路,希望不介意搭一截,可以少我一点车费。我没有反对,那人也上了后排座。走了不到几百米,突然觉得腰间有一硬物鼎过来,侧目一看,搭车那人凶神恶煞的看着我,威胁我掏出所有钱物。我立马向司机求助,司机说老实点,不然小心撕票。我知道厉害,立马乖乖掏出钱包,取出所有金钱给他们。他们取出整额,留下一点零钱之后,把我赶下了车。炎热的阳光,晒得路边的我直犯晕。所幸的是,原本只剩六十三块钱,买完车票只剩二十六块五,他们抢走了我整整二十块,还余了六块钱给我。我给西安的舅舅打了电话之后,按照他的指点,用仅余的一点零钱成功抵达了小姨家。从那以后,凡是在公共场合,我都尽可能挨着军人待着。如果没有军人,警察或保安也行,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单纯而被骗子觊觎了。
然而,凡事总有特例。就在临近毕业前的那个寒假,又是在候车室,我紧挨着一位军人耐心的候车。旁边一位阿姨找我搭话,问我去哪里,在哪儿上学,多大年纪了。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尽可能回绝她的问话。然后她向周围的人诉苦,说自己老家在太原,母亲突然病重,现在急着回家,可是春运买不着车票,希望哪个好心人借她车票用一下,先买一张站台票上车,然后补票。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她,包括军人哥哥。转了一圈回到座位上,然后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立马转向我,请求我帮忙,并给我100块钱押金。说实话,我的学生票是74块钱,本来不亏,可是很难排队买到。我拒绝了,她又哭了一会儿,然后说把三大包行李压给我,这样总不会有问题吧。看她那无助的眼神,加上押金押行李,我想总没问题了吧。心一软,就答应了。然而不幸还是到来了。没过多久一会儿,一位老头儿向我走来,说刚刚因为有事出去,委托一女子帮忙代管行李,刚回来在门口碰到那女子说有事离开,把行李托旁边小伙子代管了,现在特意来领取。我当时就感觉头嗡嗡响,和他争辩起来,旁边军人哥哥也据理力争帮我,哪知老头儿找来候车室列车乘警,并说明了他的理由。为了证明他的真实性,他一一道出了行李包里装的物品。乘警一一打开,验证却如老头所说无异。这说明,我再一次被骗了,我立马转去售票厅挂失,发现已被人挂失重补了,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实名制,我只能接受被骗的事实。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民风亦如此。原本的单纯和善良,都被邪恶的社会消磨殆尽。最终,抱着满腔的热血和抱负,企图改变社会,却被社会彻底改变了。后来,我爱上了韩寒的《长安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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