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想起这篇旧文，翻出来重发，再添一个细节。
纪录片《一个女子与五只大象》
2010年，Svetlana Geier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已经85岁了，她依然在厨房里不慌不忙地切洋葱圈，做肉饼，切土豆丝。厨房外，她的儿女和孙儿女们围坐在长条桌子两旁，同样不慌不忙地做着各种家务。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城市里，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大家庭。
Svetlana出生在基辅，二战期间，父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遭到折磨，虽然奇迹般地被释放，却在肉体和精神上几近崩溃，一年半之后离开人世。Svetlana的母语是俄语，不过她的德语非常好，也因此为她带来了生存的空间，甚至是发展的机遇。德军占领基辅之后，她给基建项目做德语翻译。后来二战的风向日趋明朗，她和母亲知道，德国战败已成定局，若日后留在基辅，定会遭到清算。于是他们一路辗转逃到了德国。本来，她对拿到德国护照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她来自敌人的国家，德国人为什么要帮助敌人呢？可是事情就是出乎意料，她拿到了护照，得以在德国定居。后来她知道，那个当时帮助她得到护照的人被判处了重刑，流放远地。
Svetlana回忆说：“我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国家，要为她做些什么。”
从那之后，她开始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她一本一本地把那五只大象摞在桌上，就是妥思妥耶夫斯基的五部小说，包括《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的德语译者。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很有趣，时隔近五十年，Svetlana应基辅一个中学的邀请去做讲座，那是她早年离开之后第一次重返故土。火车快到站了，乘务员来查护照，Svetlana把护照递给乘务员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之前她正在和拍摄影片的人讲话，乘务员站在旁边，没有来打断。
“我要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的礼貌，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更多的礼貌，”她说。
她在基辅四处寻觅旧日的回忆，在乡村寻找儿时饮过的井，不过那早已不复存在，她很失望地对周围的人说，“我还想在死前喝一口那井水呢。”
在父亲的墓前，她和孙女一起坐在白雪皑皑的墓园长椅上，寒风吹动枯枝，她向天父上帝忏悔认罪，求天父上帝宽恕怜悯。
有那么一句话，片中重复了两次，她说：“I believe that each spiritual experience leads us to treat one another better, to not strike others dead. Quite elementary. And I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a very effective remedy。”
语言是一剂灵药。她和学生们谈翻译，强调整体性和译者的吸收。“抬头向上看，而不是像毛毛虫那样从左爬到右。”向上看的意思是说，把那句话完全吸收进来，成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完整地吐出来，呈现一整体的表达。
说到俄语和德语的差异，她只有苦笑。这么多年的实践让她习惯了割舍和遗憾。温柔圆润如琼浆欲滴的俄语单词变成了如同堆在仓库角落的破床垫那样的德语单词，建造巴别塔终究是虚妄。
为什么要翻译？拍摄者问了这个一定要问的问题，可是对Svetlana来说，这似乎不应该是问题，她只能勉强地给个回答，“那些文字简直‘不可思议’地美妙”。而妥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是如此，她把那样的作品比喻成洋葱，一圈环绕一圈，总是有新的故事和新的发现。她微笑了一下，说生命不也应该如此吗？需要不断蜕变和超越。
热爱一样事物，不因周遭环境改变而患得患失，好比一个手艺人，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艺，在欣赏与批判这个磨练的过程当中，汲取养分，获得快乐，构筑领地。
我想，基督徒常说要找到恩赐来荣耀上帝，对这样的“激情”我愈发警惕，所谓恩赐，可能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某种能力作为支撑和牵引，来度过这世上的艰难岁月，是否荣耀他，只有到见他面时由他断定，方见分晓。在那之前，周旋于柴米油盐，或者彷徨于颠沛流离，对那“不可思议”之美妙的感悟和执着，往往是默默的。
五年后再回想这部纪录片，忆起一个小细节。在翻译的过程中，Svetlana会和一位精通古典音乐的老爷爷合作。她这位搭档的主要任务，是从“声音美妙与否”的角度给译文提建议，无关内容，只闻其声，两人在争吵和妥协中合作了许多年，打通文学和音乐的疆界。
https://joylijing.wordpress.com/2013/07/02/紀錄片《一個女子與五只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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