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一个》杂志,已经六年了。
应了上杉鹰山的那句话:若事尚存,乃因无人为之。如果这事早早完了,可能也就放下了,不至六年,还念念不忘。但它终究没有放下,我又不断地借它的名义,叨扰别人。
这六年,它出现在二级平台,或自媒体。既没有膨胀到把握不住,也没有缩小到塞进耳朵。它始终坐在我惯常写字的餐桌对面。这里,不妨沿袭村上春树的方法,称之为“餐桌事业”。
“餐桌事业”之外,我属于上班族。我的职责是把四面八方掷来的任务,像棒球一样予以回击。这项工作我做了十年。期间,我认真想过几次,球似乎无穷尽地掷来,没有丝毫减少的迹象。相反,这几年掷来的球越来越多,单位不得已开始扩增人员。其实,无论我做或者不做,球都会照常掷来又照常一一消失。既不会堆满屋子,也不必担心球会凭空消失。
也听过有的说法,上班不过是解决个编制数。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反倒觉得轻松。我只管瞄准眼前掷来的球,干净利落地予以回击。至于意义或目的,勿需思考。
想起以前看过的段子:
一只新组装好的小钟放在了两只旧钟当中。其中一只旧钟对小钟说:“来吧,你也该工作了。可是我有点担心,你走完三千二百万次以后,恐怕便吃不消了。”“天哪!三千二百万次。”小钟吃惊不已。“要我做这么大的事?办不到,办不到。” 另一只旧钟说:“别听它胡说八道。不用害怕,你只要每秒滴答摆一下就行了。”“天下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小钟将信将疑,“如果这样,我就试试吧。” 小钟很轻松地每秒钟“滴答”摆一下,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它摆了三千二百万次。
每秒,摆一下。也许击球的意义,就在恰当的时候,给予干净利落地一击。你只管记住,棒球一击永远不回就可以了,不必过问明天会有多少球更加疯狂地报复,更不要奢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什么问题。放弃希望之后,我上班更加积极。我从未想过要站到某个高度,仅仅是为了把今天写下的事项,一一划去。我的行为没有丝毫的目的论,大概用康德的“自为”来解释并不过分。活着也就像骑在徐悲鸿画中的马上,颠簸却并不前进。足矣。我甚至想,所谓目的论本身就是虚无,就是某种恶。
凭着这个念头,我找到了中年的价值。别人奔向目标时,我怀疑压根就没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也就没打算要在某个点上停下来。我在诸多日常生活意象中,寻找节奏,又在节奏中寻找自我之外的一点意义。大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只管做着长跑一样徒劳的事。像冰箱一样闷头空转,24小时不止,一直转到自己转不动,又完全不知里面放的什么。只要不开门、不断电就如此跑下去吧。
就这样做杂志,一念兴起,我会找找朋友,商量一下稿子,照例不给钱。做网刊,上架,任人拎去,又照例不收钱。这么一倒手,我什么也没得到。搭上一两个星期的功夫,认识几个朋友,也可能只是几个账号。亏欠几个人,又可能让几个人感激,我在他们之间搅上一把。然后呢?这个念头又放下了。
十几年前,我在本子上抄诗。抄到过一句: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这种事,酒后常有,别说是不知明天醒在哪只鞋子里,就连醒在哪只袜子里,也不知道。因此,我也常常不知,这杂志下次醒来后在哪里。有一次醒来,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注册二级域名。有一次遇到大家都在做博客,这一次我又看到大家都在做公众号、头条。这让我想到勃鲁盖尔的《雪中猎人》,这个画过无数次雪景的家伙,从宿醉中醒来,他在低头找鞋。
这期间,不名一文的痛苦不时袭来。美团外卖的人,隔着门缝也能看出我的落魄。文传四海、富甲一方的不得,丝毫不能抵消青春难在。跨过一道道分水岭,我惊奇地发现,自己进入了长跑的年龄。起点的拉线已经消失,我不得不一直跑下去。我愧对成功学如此盛行的今天。我缺乏成功的概念。六年过去了,无论我现在想什么、做什么,时间还是会过去。我摸着这个念头,忍不住拿手比了比,也就有了这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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