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头顶同一片蓝天,脚踩同一片大地。我们没有想过的是——也许我们都生存在一个镜像世界,一个事实和表象正好相反的世界。我们进行着看似相同的思考和行为,实则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一个赌徒研究赌博技术,以此认为下次赌博他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一个价值投资者参神拜佛,以此认为他会选中一支超级成长股。这两人最终都不会如愿以偿。由概率论分析得知,赌徒最终赢钱的可能性大小取决于赌资的总量大小,因为每次赌博输和赢的概率都为1/2,理论上赌资多的赌徒都会通过对赌赢得输赢双方赌资的总和。而价值投资者只有通过对比分析公司的财务数据,选择适当的买入时机,最后才可能拥有一支超级成长股。如果赌徒和投资者都进行理论技术研究,那么结果显而易见,前者一如既往的输或赢,后者很大可能取得不错的财富收益。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镜像世界,我们打算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可以成为别人不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在我们的思维认知、价值观念、行动试验等各个层次,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通常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镜像世界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家庭背景、个人财富、能力、才华、颜值等等。它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形成的基石。
以知识经济为例,在对待付费知识这件事或这个现象上来看,不具备未来视角的人宁愿把相同金额的金钱用来买杯碳酸饮料,而具备未来视角的人却会心甘情愿去购买。一个付费知识产品价格99元,前者会认为价格高,所以不会去购买它;而后者也会认为价格高,所以会去购买它。深层的含义是,因为前者认为产品实在是贵,还不如买零食,所以不买;后者认为产品贵,也就有相应的高价值,所以买。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两种不同的人,势必会形成很大的人生分野。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形成镜像世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否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真相,就是事情原本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事情的原貌,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件事。相反,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那么,在前者的世界里,去做这种行为是对的,而对于后者却是完全错误的。而实际上,这种行为对于两者都是正确的。比如,一位相亲者事先拜访过女方的亲戚邻里,知道她刁钻古怪,脾气暴躁,所以在他不会去相亲。而另外一位相亲者却会心向往之,以为那是他梦中的情人。
马克吐温曾说:“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最终并非你所想象。”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每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媒体也在一如既往地吹着凉风。但真正能令我们愤怒,或者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极度崩溃的消息,恐怕没有多少,或甚至没有。并不是那些事件不值得我们诉诸相应的情感,而是我们不知道事件原本到底是什么。它原本长什么模样,喜欢什么在啥时候发作,我们除了知道摇头外,一无所知。如果不知道真相,等真正知道的那一天,我们也许就会追悔莫及,也失去了锻炼自己耐受性和扩展视野的种种成长契机。
在探讨如何寻求真相之前,我们应该知道真相是如何被埋没的。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拓扑心理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拓扑心理学原理》,群体动力学和场论是他对心理学的杰出贡献。勒温在传播学理论中提出了“守门人理论”,我们用来阐释信息扭曲的根源何在。
在足球比赛中,要想最有效的减少对方的进球得分,那就去配置一个优秀的我方守门员。在信息传播链中,信息传播者就发挥着“守门人”的作用。传播者可以是主持人、编辑、广播员等等,他们负责把源信息作相应的整理、修改、删除、追加等。在这处理之后的素材或许还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新闻,之后往往会经过一系列的再传播,二级传播、三级传播……无穷次也。到了这个节点,我们或许就刚好看到了它。真相经过无数次的转述更迭,早已面目全非,或已变为谣言。更何况本来就是谣言,最后那就是弥天大谎。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新闻,正是处理加工之后的新闻,或者是经过再传播的新闻,最令人悲伤的是,或者我们竟没有看到既存的新闻事实。
沃尔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是美国新闻评论家,在传播学界享有盛誉,代表作是《公众舆论》。他在传播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这一个概念,让我理顺了很多事。
拟态环境,就是经过加工处理之后的客观环境事实,不是百分之百的还原。在很久以前,我们对客观环境作出相应的能动反应。而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对“拟态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少数人能够凭借着批判性思维素养或好奇心去了解更多的客观环境。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人们只能对“拟态环境”作出机械式的反应。这就像是一层雾霾,我们永远只能活在这穹顶之下,最后习惯它。这样的话,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一片蓝天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可能事实。
古代人看见别人吃了这果子没死,今后就可以把这果子作为零食。现代人没看见网络评价显示这家店铺的果子有毒性,今后也把这其实带毒的果子当作零食。结果可想而知,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导致了现代人严重的健康问题。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例子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考虑一个极端情况,假如我们打算去中东穷游,这两天新闻显示中东天下太平,鸦雀无声。而当地的真实情况是战火连天,交战双方恨不得把对方给撕碎。如果我们到了中东,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结局?
“拟态环境”和客观环境稍微有差错那也情有可原,倘若最终发展到两者背道而驰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悲剧。
那么,在我们如何寻求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上,方法论就显而易见了。总结起来,可以有两个方面去提升自己。一方面,我们可以提高批判性思维素养,能够运用逻辑进行严格论证推理,也同时知道常见的思维谬误。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应该不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约翰·洛克所说的全面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遇到问题时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能把别人或自己的观念在论证之前当作是事实。走出去了解知道客观环境是什么,不是什么。今年的蔬菜涨价了,去农村看看是不是真的收成不好,还是商家囤积商品、炒作期货等其他原因,而不是头条上报道的天气原因。前提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想知道真相时。不然的话,即使我们愿意,精力和时间也不允许。
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并且内化成为一种习惯。我相信,真相就离我们不远了。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提升了自己,同时也能对作为传播者的大众传媒起反馈作用。我们不再看明星八卦的时候,我想媒体平台也不至于这么不识趣,就是要推送有关某某出轨的新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息环境变得干净,国民的理性素养也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培养。
国际政治专家约瑟夫·奈在《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所写道,一个国家要想真正的强大,维持权力,就必须同时关注硬实力——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文化制度。正所谓“刚柔兼济”、“软硬兼施”。我们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成长,也提升了国家影响力,解决了作为个人和作为国民的两个关键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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