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为官生涯

        林语堂所撰的《苏东坡传》将苏东坡的从政生涯梳理得十分清晰。苏东坡的从政经历可以概括为八州太守、三部尚书、四个从政前期的岗位、一任皇帝秘书。而且林语堂说，纵然苏东坡才华横溢，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1061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这个岗位相当于知府的助理，品级不高。

        那时，陕西久不见雨，农人忧心如焚。苏东坡就决定以自己雄辩滔滔之才，为老百姓向神明祈雨。经过充分的准备，苏东坡念了一篇祈雨文。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庄稼枯萎的秸茎，又挺了起来。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作“磨勘”。依据查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宋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琦反对，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于是，苏东坡通过考试后，到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苏东坡颇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在此期间，因变法遭到御史的反对，愤怒的苏东坡，给皇帝上万言书，但石沉大海，申请到地方任职。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任通判。林语堂认为，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原因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宏伟的庙宇，更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等18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

        苏东坡杭州通判的任期届满，升任密州太守。密州是一个贫穷之地，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苏东坡在密州任太守两年，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到密州后灭蝗虫，减赋税，除强盗，筑造“超然台”。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林语堂认为，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40岁才开始。在徐州，苏东坡人生中首度以行动为人所知，他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徐州，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证明了自己作为行政官员是个干练之才。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百万缗，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这一次，黄河是在徐州以北约50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他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在他的带领下，徐州抗洪取得胜利。他还在徐州起“黄楼”，寓意黄土克制水患。

        之后又到湖州上任，可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王安石等人的相救，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属于罪臣。没有实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低估，但也是艺术的巅峰。黄州呆了五年，苏轼47岁的时候，召其回京郊做汝州团练副使。苏轼一家到了金陵后改变主意，在常州置办田地隐居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高太后执政，这高太后也是孤寂一生，对苏轼的才学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同时也带有崇拜的味道。48岁的苏轼被高太后火箭提拔，先是登州知州，5天之后就被调任京师做礼部郎中，然后又提拔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显然成了宰相的候选人。

        可在京城生活四年，小人们的诽谤攻击此起彼伏，宰相没做成只好外派，52岁的时候做了杭州的知州，这也是他事业的又一次顶峰，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他喜欢做的爱民之事，杭州知州期间，政绩斐然。治理运河，疏浚西湖，筑造苏堤，设慈善医院“安乐坊”。两年后高太后又把苏轼调回京城，可没多久，小人们上蹿下跳，太后也不能左右，只好继续外派，两年知三州，颍州、扬州、定州。然后被以“兵部尚书”召回，苏轼自感朝廷官员对他回归掌握兵权的那种嫉妒和排斥，他请辞“兵部尚书”，只能做陪皇帝读书的工作。

        在苏轼57岁的时候，高太后突然死了，临终的时候安排苏轼知州定州，就是河北的保定，距离东京汴梁不远，可就是这次出京，命运发生了变化，哲宗执政，章惇掌权。章惇是个奸佞险恶之人，年轻时是苏轼的好友，可掌权后由于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对苏轼这样的保守派便痛下杀手。苏轼接二连三地接到贬谪的命令，先是广东的英州，然后是惠州，都是岭南之地，条件是非常的艰苦。苏轼博大的心胸与宽容，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还为当地修桥，种药材，与当地百姓相处的其乐融融，章惇得知后，觉得苏轼生活的太快乐了。惠州期间一句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传到朝廷章惇耳中，觉得苏轼怎么过得还这么快活呢？又是一纸诏书，贬谪到跨海的潮湿阴冷的海南儋州。直到宋钦宗召回准备再次启用苏轼，可惜途中病死于常州，坎坷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但就是这坎坷的为官生活造就了他的文学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