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这个陈寿文专栏已经坚持了一个月，值得欣慰的是我每天都更新了。在这过程中，责任感得到了增强，也勤快了不少。最重要的是还结识了几位新朋友。从小处着手，从一句真话开始，会有一天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都重”。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在哈维尔看来，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 ，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是责任？说到底这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责任从何而来？哈维尔认为：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此奉献，而不要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骗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实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则是增加了苦难，狂热和盲信者参与了镇压民主和大屠杀，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
2006年3月22日初稿于北京
2020年2月21日修订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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