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孔教运动
中国人因为地理位置远离其他重要国家，且拥有古老的文明，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蔑视和抵制的。在佛教传入中国时，道教的兴起就是对佛教的抵制，西方文化的传入，基督教传教士在文化传播中起了主导作用，所引起的反应也十分相似。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爆发了几次大规模冲突之后，政治活动家和改革家康有为（公元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发起了以原始孔学为基础的孔教运动，目的是对抗日益增长的西方影响（康有为作为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认为自己并不是鼓吹西方文化，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古代孔子的理想）。
这一事件并非偶然，从中国思想发展角度，也非偶然。汉代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认为孔子创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把孔子神化，奉为超人，认为他降世是为了完成在人间的使命。康有为是清代今文学派的领袖，力图根据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建立孔教组织。他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等汉代注疏家们关于孔子的怪诞理论，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认为孔子预见到了人类进化第三阶段“太平世”的世界。但康有为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并不是要立刻实施其理想，他认为他的理想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才能实施。而当前他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制。
不过，就像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很有限，孔教运动也很快夭折。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曾要求中华民国以孔教为国教，经过博弈，最后也无声无息。
西方思想的传入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除了康有为，还有几位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的译作开始在国内流传。
谭嗣同（公元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是康有为的朋友，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殉难，被清政府处决。
冯友兰认为，就思想来说，谭嗣同比康有为更加敏锐。他撰写的《仁学》，吸收了近代化学和物理学的一些思想。在《仁学》中，作者列举了读者在读《仁学》之前应当阅读的书籍，涉及西方思想的只是《新约圣经》和“有关数学、物理、化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显然当时人们对西方哲学的知识十分有限，他们所知道的西方文化，除坚船利炮，只限于科学和基督教。
而严复（一八五三至一九二零年）是当时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他年轻时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读到当时流行的一些人文学著作。回国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授权论》等多部著作。严复从事这些翻译工作是在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
他由此而著名，译作也广泛流传，其原因有三个：一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西方国家，又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中国人开始反思，由此而想对西方有所了解；二，严复在译作中插进很多评论，比较这些西方作者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异同，便于读者理解；第三个原因，严复译自己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来翻译斯宾塞、穆勒等人的当代英语，使中国读者阅读外国著作时，如同阅读中国古代经书典籍，受到中国读者的尊敬。
但严复翻译的著作中，西方哲学著作很少，哲学知识十分有限。
与严复同时的学者王国维，则对西方哲学有较深的理解，并有他自己的看法。王国维在三十岁之前已经研究了叔本华和康德的著作。但后来他放弃了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且自述了两条放弃西方哲学的理由：第一，他说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能够沁人心灵的安慰，才由哲学转向文学；第二，他认为自己如果继续读哲学，只能成为一个胜任的哲学史家。“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从王国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学习哲学中体会到的“甘苦”。
总的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懂得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很少。冯友兰说了一些他自己读大学时的一些经历，可以看出那时候，即使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很难找到合格的老师来开设西方哲学课程。
西方哲学的传入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O年间，美国的约翰·杜威和英国的伯特兰·罗素两位哲学家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等地讲学，这是西方哲学家第一次来中国讲学，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方哲学的一手介绍。只可惜杜威和罗素讲的是他们自己的哲学，因为听众对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所以对杜威、罗素的哲学的意义，弄不太清楚。虽然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是，他们的访问，为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展开了新的思想文化地平线。在这一点上，他们在中国的讲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和教育价值。
在那之后，曾有许多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流行一时。但几乎所有这些学说都只代表了“西方哲学在中国”；没有一种哲学能像禅学那样，融入并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
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的逻辑分析方法。从西方引进的方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
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在于它相当于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在众多西方哲学流派中，首先吸引中国人的是逻辑。逻辑学与中国古代名家有相似之处，中国人很容易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家在重新考察先秦哲学思想时，很自然首先是对名家进行研究。一九二二年，胡适博士的《先秦名学史》就是这种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学者如梁启超也对名家和其他学派的研究做出许多贡献。
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学术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就是运用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重新加以解释。甚至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以致于有相当一批在华的传教士，用西方语言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或著书介绍中国古典哲学，却很少有传教士把西方哲学典籍译为中文，或撰写关于西方哲学的中文著述，介绍给中国人。
结果，从哲学方面看，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所做的，是中国思想向西方的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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