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推荐语：据说，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奇迹”的背后，就是充分利用并发挥了“比较优势禀赋”理论，而“比较优势禀赋”理论在工商文明“先发后发”的国别竞争或自由贸易中，呈现出“套利最大化”思维（相对于“创新思维”）特征，而且，对于非原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后发优/劣二重性”问题，所谓“比较优势”显然不可持续。因此，当我们将“中国奇迹”与世界分享，并积极主动参与区别于“殖民化时代”、“自由贸易时代”而以pu惠配置资源为标志的第三次全球化运动之际，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 国际秩序架构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的全球理念。那么，如果中国要推进这种全新的国际秩序架构与全球理念的普及，显然已经大大跃出了国别“比较优势”理论方法论生态域值（threshold）。鉴于成功可能导致的lu径依赖和利益ji绊，为了避免认知误区和战略失误，北京理工大学的贾利军教授和武汉大学的王今朝教授，特地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起因、论域和历史沿革，作了非常宝贵全面梳理，希望引起更深入的探讨。特作为“全球共生论坛”公众号文章推出，以飨读者。
2018年1月29日于复旦大学望道苑
本文写作得到2015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号：15JJD790024）的支持.
摘要：在世界面临动荡之时，中国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在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能预设两国关系，不能认为比较优势原理可以无条件地应用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实际上，比较优势原理是李嘉图基于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兄弟般国家而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普适化是在萨缪尔森的推动下形成的。但萨缪尔森在2004年也改变了他的“自由贸易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的观点。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正在西方成为主流的意识。今天，中国推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应谨慎使用“比较优势”话语。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体比较优势中国世界
一、引言
2017年1月18日，XJP 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1]中国无疑应该推动世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这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然而，为了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必须提出科学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当西方国家被霸权支配时，如果中国采用西方所产生的学术话语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可能陷入被动。本文以比较优势为例来阐释其中的问题。
2017年，是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200周年。200年后的今天，比较优势理论似乎还在主导着中外经济学界关于贸易的理论的讨论和政策的制定。有的理论（如新贸易理论）看似构成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挑战（Krugman，1990，序言），但十年、二十年过去后，新的贸易现象产生了，这种新的理论又退潮了，又让位于比较优势理论了。在21世纪，依然有著名经济学家在捍卫所谓自由贸易的共识。[2]比较优势理论依然堂而皇之存在于许多经济学原理和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比较优势真的是指导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经吗？从比较优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的历史看，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看，对于得到一个肯定答案的前景也不是十分乐观的。
王今朝教授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兴起
李嘉图本人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3]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用如下的价格比较公式来定义李嘉图比较优势概念：
（1）
其中，下标表示国家，上标表示商品，于Pij表示第i个国家第j种商品的价格。公式（1）中的这四个价格数字被萨缪尔森（Samuelson，1969）称为四个魔幻数字。如果式成立，则第一个国家（下称国1）就在第一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第二种商品上具有比较劣势；第二个国家（下称国2）在第二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第一种商品上具有比较劣势。李嘉图用类似式分析的是葡萄牙和英国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早已存在多年的极为密切的贸易关系、贸易条约。[4]而在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它变成了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后发、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这种外延扩展型的应用导致了这个理论的现代版的致命缺陷和特征。
本来，即便是作为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诸多西方文献中所占的篇幅也是很小的。穆勒（1991[1848]）、马歇尔（1920）论述比较优势的内容只有数页，论述贸易的内容只有一章，不超过一两页，其中马歇尔（1920）甚至没有提及比较优势、比较劣势或比较成本。[5]俄林（B. Ohlin，1933）提出要素禀赋贸易理论也并没有让熊彼特（2009[1954]）用超过一节的篇幅来讨论比较成本（优势）问题，事实上，它只是把比较优势作为一节所讨论的三个问题之一。而且，熊彼特（2009，第364-365、377页）认为，只是主张本国即使进口本国能够以低价生产的外国高价商品也可能是合乎经济理性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非常粗糙，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根本无法指导政策，特别是不能证当自由贸易。他（2009，第372页）还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个实证经济学观点与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由保护主义理论（即最优关税理论）所主导的国际贸易的规范经济学观点（Corden，1984，p. 82）是一致的。然而，正是在此种种否定的背景中，比较优势理论戏剧性地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学术地位，甚至在发展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萨缪尔森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是他开始了对比较优势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的抬升。
首先，事后来看，萨缪尔森打破其前辈（如熊彼特）传统的行动塑造了支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学术氛围。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萨缪尔森（1938、1939）建构了打破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贸易收益研究，并且不断被之后的他的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所强化。这些研究进而强化了贸易被视为学习的高速公路（highway of learning）和增长侍女（handmaiden of growth）、增长引擎等片面观点及其在后发国家学术界的传播，[6]因而也支持了后发国家自由贸易政策的采用。这反过来引起了人们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信任。在理论的社会功能的作用下，本来并不为真的理论不难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其次，经过三年之功而形成的萨缪尔森（1948a），即其第一版《经济学》教材，赋予了比较优势理论以几乎整整一章的篇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一版一版地出版，一年一年地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也就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熟悉比较优势理论的人。也许，33岁的萨缪尔森只是为了编一本与众不同的教材而给了比较优势理论以一章的篇幅。比较优势理论确实也足够新奇，吸引萨缪尔森的青睐不足为奇，毕竟，穆勒（J.S. Mill）等人也早就予以了相似的处理，而萨缪尔森（1948b）也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创建了成为国际贸易分析的标准模型的俄林-赫克歇尔-萨缪尔森模型。
第三，在20世纪50、60年代，萨缪尔森继续从事的国际贸易研究，巩固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地位。萨缪尔森（1962）以及其他学者（如Kemp[7]）建立的国际贸易的规范经济学理论不仅巩固了萨缪尔森（1939）用现代抽象方法确立的李嘉图的贸易可以带来收益的命题，并且确立了自由贸易在某些给定假设（没有递增收益、没有扭曲性税收、没有外部性、充分就业等）下不仅帕累托优于封闭经济，而且帕累托优于各种程度的贸易限制政策的结论。他还认为，自己的结论既适用于小国，又适用于大国（Corden，1984，第69-70页），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又适用于计划经济。萨缪尔森（1959）还把动态的增长和贸易联系起来，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又加了一个砝码。
第四，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1968年萨缪尔森正式把它推出作为对乌拉姆问题的唯一答案的时候达到了地位的顶峰。[8]一位在数学领域获得国际声誉、与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祖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为友、擅长推翻其他数学物理学家设计、蒙特卡罗方法提出者、名为斯坦·乌拉姆（Stanisław Marcin Ulam，1909-1984）的波兰数学家，[9]在20世纪30年代末，[10]就不止一次地取笑当时同在哈佛大学的年轻但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的萨缪尔森，请他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找出一个既真又非平凡的理论。聪明的萨缪尔森竟然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直未能予以回答！[11]萨缪尔森（1969）终于把比较优势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提出，认为这个理论的“真”对于数学家是不言自明的，其非平凡性则体现在许多人自己无法理解这一理论，即使别人解释了也还是不能明白上。萨缪尔森对乌拉姆这位波兰裔数学家崇敬有加。他在抬高比较优势理论地位的时候，借助了这位数学家的地位。为了抬高比较优势理论的地位，萨缪尔森（1969）甚至不惜把李嘉图的那四个数字说成是魔幻数字。[12]为了支持他的关于比较优势既真又非平凡的观点，他甚至有意忽视斯托弗（Stolper）-萨缪尔森定理（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将会使得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收益上升，而使其它要素的实际收益下降）的意蕴：当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变化时，至少有一个赢者一个失者。这种与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同时使贸易双方获益的观点相反的意蕴本来是斯托弗-萨缪尔森（1941）所要表达的主要信息。
第五，萨缪尔森的上述诸多观点得到了一些与他处于同一或相似学术共同体的学者的认同。1、麦克道格尔（MacDougall，1951，1952）和列昂惕夫（Leontief，1954）开始了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Ohlin理论的验证，尽管这些验证并不严格，却是大量验证文献的开端。[13]这些文献不少都支持比较优势。[14]2、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比较优势”词条中，芬德利（Findlay，2008）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经济学中最深刻和最卓越的研究成果，并认为它适用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是分析巨大贸易利益来源的基本方法。迪尔多夫（Deardorff，1984）甚至可能所有国际贸易的纯理论都来自于李嘉图（1817）第7章。[15]3、克鲁格曼认为，比较优势“绝对是真实的，也是非常精巧，并且与我们当前世界紧密相关，只是知识分子们并未理解”。[16]4、萨缪尔森对比较优势的处理甚至影响了其他的教材编写者。[17]比如，曼昆（Mankiw，1997），这本流行甚广的经济学教材及其以后的版本也给予了比较优势以一章的地位。38岁的他比这时已经82岁的萨缪尔森尤甚，把比较优势理论放在了第三章的显著位置上。作为比较优势理论信徒的克鲁格曼在其36岁时与奥伯斯法尔德合作撰写的专门讲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第一版《国际经济学》（Krugman and Obstfeld，1988）中当然更要以一章的篇幅相比萨缪尔森、曼昆的原理的教材以更前的顺序（第二章）讲比较优势理论了。5、这些教材不仅讲比较优势理论，而且称赞比较优势理论。根据克鲁格曼（1990，p. 5），到70年代末，美国学者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放弃用比较优势来研究贸易问题了，他们也不愿意尝试新的模型。相对愿意在研究中放弃比较优势和尝试新的模型的克鲁格曼对比较优势又采取了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2，第32-33页）认为，比较优势的“两个主要含义（生产率差异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及要紧的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即贸易靠的是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似乎确实得到了事实根据的支持”。并且这个结论还在克鲁格曼（2010，第89页）中得到了重现。有了这么多的支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地位就在经济学中形成了。至今，依然有学者在论证比较优势在经验上的可靠性和稳健性（Costinot and Donaldson，2012）。[18]而这种观点一旦形成，凡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不理解比较优势理论了，克鲁格曼就是这样指责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人的。
贾利军教授
三、比较优势理论在西方遭受的严重怀疑
尽管少数经济学精英在极力推出、推崇比较优势理论，但对它的质疑也不绝于耳，而且更有道理。萨缪尔森作为熊彼特的学生，应该知道熊彼特和其他重要学者对比较优势的否定性的看法。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版以“国际贸易和比较优势”为题的章节放在了第三部分第五章，即几乎是全书最后部分的位置，并且这个位置安排在以后的所有版本中得到了保持。就在萨缪尔森（1969）称赞比较优势理论为唯一既真又非平凡的经济理论后，鲍德温（Baldwin，1971，p. 141）就表达了一个得到了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观点：H-O模型下的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的要素比例模型对于解释美国贸易模式是不充分的。[19]黎默和莱文森（Leamer and Levinsohn，1985）认为，贸易理论（当然包括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是一种理论的事业（theoretical enterprise），极少被那些越来越精确的经验结果所影响，因而并不处于正确的轨道上，无需太严肃地对待。约翰和尼瑞（Jones and Neary，1984）认为，比较优势即使对贸易模式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basic explanation），也不是一个终极解释（primitive explanation）。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国际宏观经济学充满着难解之谜，对于每个谜有五六个答案的格局了，[20]更何况，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1988）就承认，国际经济关系在70年代后就处于大变动之中了。
在20世纪80年代，克鲁格曼指出，比较优势最多只能用于学习曲线不重要的商品生产领域了。[21]克鲁格曼难以解释的是，既然他那么推崇比较优势，又为什么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2，第33页）在介绍完比较优势之后就介绍比较优势理论与实证数据的不一致以及其它与比较优势对立的如第3、5、6、7章的特定要素模型、标准贸易模型、规模经济模型和国际要素流动模型，从而冲淡了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神圣地位呢？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2，第33页）又指出，“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李嘉图模型对世界贸易的起因和结果做了完全适当的描述”。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2）因而实际上又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贸易原因和结果的能力。这种含混反映了世界主要的贸易理论家对于比较优势依然未能形成一种肯定性的观点。
人们可能不仅要问，在萨缪尔森于1968年做出那个回答之后，自己一生发表超过150篇数学论文1984年去世的乌拉姆会怎样想这个答案呢？我们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行了：尽管李嘉图得到比较优势理论可能确实不容易，[22]但其难度主要不是在数学方面，而是在逻辑方面，毕竟，李嘉图只是计算了4个价格数字而已。乌拉姆应该不会同意萨缪尔森（1969）把它们称为“4个魔幻数字”的说法。连萨缪尔森都承认，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真”，不是指经验的有效性（即不是在数据中总可以观察到，不是“实践中的真”）。[23]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许多人不理解这一“学术上的真”的理论了，这也就说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9版以“国际贸易”为题的章节放在第四部分（倒数第二部分）的第3章（总第18章），而且在这一版里，对保护主义的介绍成为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介绍分庭抗礼的一节，[24]这也就支持了比较优势的重要性被夸大了的观点了。[25]
关于比较优势的正统见解已经开始被更多的人拒绝了。斯蒂格利茨、纽伯利（1984）较早注意到自由贸易既可能导致国际间财富分配差距拉大，也可能导致财富分配逆转。他们考察了两个国家分别生产两种农作物、其中一种为无风险农作物另一种为有风险农作物的情况。他们的结论与萨缪尔森（1962）的结论相反，自由贸易在帕累托意义上比闭关自守更差。[26]尽管他们的抽象模型与当今世界的实际生产格局不具有一致性，但考虑到比较优势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性影响，他们的寓言实际上构成西方学术界相比克鲁格曼（1979）更为重要的对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思考。考虑到比较优势在西方经济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他们当时以寓言的方式展现他们对于比较优势政策意蕴的异议是可以理解的。在近些年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已经敢于不掩盖自己的立场了，况且，他既是萨缪尔森的老乡，又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还是萨缪尔森的学术论文集的编写者。
萨缪尔森（2004）代表着萨缪尔森本人观点的重大转折。这篇文章研究了穷国和富国自由贸易存在两大问题。首先，他证明，如果穷国国2付出代价和成本在自身有比较优势的第二种商品的生产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由于技术进步支出提高或效率改善而提高到原来的生产率的4倍以上），自由贸易会让富国国1和国2福利都会改善，但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国1的改善会更多，因为国2在生产第二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第二种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使自己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不就成了穷国去补贴富国吗？而且，国2付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代价越高，越有效率，国1得到的利益就越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这就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仅涉及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效率的问题，也涉及安排一个怎样的国际贸易制度框架问题。
其次，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的和萨缪尔森（2004）更想证明的是国际体系理论的核心问题（阿里吉，2009）：如果穷国国2在自身原来具有比较劣势的第一种商品生产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具有了比较优势，即使得公式（1）中大小关系发生变化，变
，那么，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自由贸易，富国国1的绝对福利将会永久下降。萨缪尔森（2004）设想的国2是中国，国1是美国。因此，萨缪尔森（2004）的结论是，这种情况下的自由贸易将会永久性地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时，美国会怎样对待自由贸易，答案不言而喻。反过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早有发生：清朝初年的中国本来是世界生产力最发达、经济最富裕的国家，当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反超中国后，清政府被迫对欧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结果，清政府由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庞大市场而垮台更快、更厉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外国的武力入侵，闭关锁国是清政府的最优选择。萨缪尔森（2004）尽管不一定是支持美国采取保护主义（Dixit，2012），但本身可以看作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思考。它也是西方经济学界对波特（2002，第2页）关于错误地把比较优势而不是国家竞争优势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也是对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的一种否定之否定，也可能是美国今天和将来走向孤立主义、收缩全球战线的又一重要理论铺垫、先导。
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上述理论动向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即使没有经济史的知识，他们身处美国经济学重镇，与美国政界交集甚广。他们不能不同意，19世纪的英国所主导的以机械化生产和运输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要优于17世纪荷兰主导的纯商业贸易体系本身早已表明，自由贸易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阿里吉，2009，第245页）。他们也不能不注意，英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正是通过一战和二战中的基于自愿进行的贸易而在不断丧失黄金储备和背负巨大债务的过程中加速衰落的。众多美国一流经济学家越来越体会到这样一种严酷的事实：今天美国的情况并不比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最初30年的英国好多少。作为最大程度实现自由贸易的国家（除了农业和军事工业），部分因为与欧日的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不仅从债权国转化为债务国，而且国际霸权地位不断削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布兰查德等（Blanchard and Milesi-Ferretti，2009）把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积累和德日等国贸易盈余所导致的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视为最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奥伯斯法尔德等（Obstfeld and Rogoff，2009）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2009）还把这个不平衡视为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主因之一（Barattieri，2014）。尽管这个结论并不可信，但这个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低估，因为一些事情是不能用纯经济的逻辑去推测的。
全球化在2016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逆转：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美欧日拒绝承认本来应该自动承认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反对全球化和对华强硬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被新任美国总统任命为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席，执掌、协调美国对外贸易。这说明，世界各国对自由贸易的敌意已经开始从民间的有组织抗议上升为国家的行动。这恐怕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美国媒体发生的对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舆论转向的自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舆论转向发生在那些最坚定地支持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学术界权威人士的顽强抵抗下发生的。比如，就在克鲁格曼长篇累牍地在美国主要媒体撰写支持自由贸易的文章并于1996年结集成《流行的国际主义》出版后，在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掀起对自由贸易的抗议并引起了许多关注（Baron，Kemp，2004）。
四、结论
从比较优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兴起和所受质疑看，无论是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当代西方人做普适化理解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都失去了李嘉图本人以国家特性、历史特性风味提出这一理论的本意。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的文本（李嘉图，1817）的仔细分析表明，从逻辑上看，自由贸易在时间上先于比较优势，所以，比较优势是一个关于如何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而不是一个自然导向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西方学者那里，中文中的“自由贸易”所对应的往往是英文的“freer trade”。后者的意思是较之现状，更为自由一些的贸易，而不是完全自由的贸易。
本文分析表明，比较优势理论不能无限制地应用于所有国家。比较优势理论在历史上能够很好地应用于英国和葡萄牙之间，在今天，也能很好地应用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然而，它绝对不能不加限制地用于两个可能具有重大敌意的国家之间。对于弱国而言，接受比较优势无疑将使自身陷入到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即国际价值链低端，从而使本国不能享受本来所能享受的利益。
XJP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表达了对全世界人民的良好的祝愿，理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同。在全球秩序日益动荡的背景下，中国所表达的对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关切尤其重要。为了使这种愿望早日成为现实，我们应该研究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究竟怎样加以安排！本文分析表明，比较优势理论在西方所取得的共识可能是一种假象。中国在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应该对这一概念和理论慎加使用。基于这个研究，从基础逻辑的深度对比较优势理论加以重新思考，也就成为极为必要、极为重要的工作了。
参考文献：
乔万尼·阿里吉，2009：《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07页。
迈克尔·波特，2002：《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1848]年。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4-365、372、377页。
Baron, J.,Simon Kemp, 2004,“Support for Trade Restrictions, Attitud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5, 565-580.
Corden,W.M.,1984, “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Jonesand Kenen (1984, pp. 63-130).
Dixit,A., 2012, “Paul Samuelson's Legac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4: 1-31.
Jones, R. W. and P. B. Kenen (eds), 1984,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rugman,P., 1990,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kiw,N. G., 1998,“Teaching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4(4): 519-524.
Ohlin, B., 1933,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muelson, P. A.,2004,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3): 135-146.
Samuelson, P. A., 1969,“The Way of an Economist”, In: Samuelson, P.A.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London: Macmillan, p. 1-11.
Samuelson, P.A., 1962,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Once Again”, Economic Journal, 72: 820-829.
Samuelson, P.A., 1959, “A modern Treatment of the Ricardian Economy”, I and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3: 1-35 and 217-231.
Samuelson, P. A.,1948a,Economics:A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Samuelson, P.A. 1948b,“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Econ. J. Vol. 58: pp. 163-84.
Samuelson, P.A., 1939,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5,pp.195-205.
Samuelson, P. A., 1938, “Welfar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28:261-66.
[1]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2]如见Bhagwati J. The consensus for free trade among economists—has it frayed. Lecture,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7.
[3]穆勒指出了一位名为托伦斯的上校比李嘉图更早发表比较优势理论。参见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6-117页。
[4]关于葡萄牙和英国的这种贸易关系，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16-126页，即第四篇第六章《论通商条约》。李嘉图本人的抽象研究法抽象掉了英国和葡萄牙的这种贸易关系史，这就影响到后人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范围的理解。
[5]Morgan Ros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Columns/Teachers/comparative.html.
[6]Grossman, G.M., Technology and Trade, in Grossman and Rogoff, 1995, preface, pp. 1279-1337.
[7]Kemp, M.C. 1962, The Gain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s Journal, 72, 803-819.
[8]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排除了市场经济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真理性。
[9]参见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nislaw_Ulam。2016年5月17日访问。
[10]参见Ronald W. Jones, Remarks on Static and Dynamic Features of“Comparative Advantage”, http://www.etsg.org/ETSG2014/Papers/375.pdf.
[11]这个说法在萨缪尔森的另一个版本中仿佛是短时间发生的事情。Samuelson P.A..The past and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Deardorff A, Levinsohn J, Stern R.M, ed. New Directions in Trade Theory, pp. 17-22. Ann Arbor: Univ. Michigan Press, 1995.
[12]Joseph Stiglitz (eds.).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6, p. 683.
[13]Deardorff, A.V., Testing Trade Theories and Predicting Trade Flows, in Jones, pp. 467-517.
[14]Heckman, James J., and Bo E. Honoré. 1990."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the Roy Model."Econometrica 58 (5): 1121-4.
[15]Findlay, R., 1984,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rade models, in: R. Jones and P. Kenen, 1984, pp. 185-236.
[16]转引自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5页。
[17]关于萨缪尔森的影响，参见Dixit（2012）。
[18]Arnaud Costinot and Dave Donaldson. Ricardo's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ld Idea, New Evidence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2, 102(3): 453-458.
[19]Baldwin, R.E., 1971, Determinants of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U.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26-146.
[20] Maurice Obstfeld and Kenneth Rogoff,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in Ben Bernanke and Kenneth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 Volume 15, 2001, pp 339-412. (Cambridge: MIT Press),pp. 339-390 (Comments 390-412).
[21]Vladimir A. Masch, The Myth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vladimir-a-masch/the-myth-of-comparative-a_b_581814.html.
[22] Roy J. Ruffin, David Ricardo's Discove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34(4): 727-748.
[23] A. Costinot and D. Donaldson, Ricardo’s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ld Idea, New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2, 102(3): 453-458.
[24]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对供求理论的介绍，也只是出现在萨缪尔森（1948）的第三部分，而在随后的版本中，对这个理论的介绍提前到全书第3章的位置。曼昆也注意到这一点，并表示不满（Mankiw，1998）。
[25]Tyler Cowen, Why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overrated, 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3/09/why-the-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is-overrated.html.
[26]Newbery, D.M.G. and J. Stiglitz, 1984. Pareto Inferior Trad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1, No. 1, p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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