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乙金华宗旨》是一本道教修炼的书，也可以说是一本气功书。这本书在中国心理学界崭露头角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1928年，这本书被译成德文，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读到之后大加赞赏，并向欧洲心理学界热情推介，使之成为热门读物。之后，随着荣格的影响扩展到中国，这本书才得以荣归故里。
在中国道教修炼著作中，有一部与《道德经》齐名的作品《黄帝阴符经》。据《史记 苏秦列传》记载，苏秦（？～284 B.C.）曾读过此书，由此可知其成书年代应在春秋战国时期，距今至少两千三百余年。
《黄帝阴符经》指出：“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古人把思维叫做“神”，这种思维的认知能力非常奇妙，是人雄踞进化阶梯顶端的依据，属于理性知觉。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种不思维的认知能力更加奇妙，这种不思维的认知能力叫做“不神”，属于非理性知觉。在后世的相关著作之中，“神”被称为“识神”，“不神”被称为“元神”。
识神是理性知觉，元神是非理性知觉，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存在：以合为体，以分为用；分则太极而两仪，合则两仪而太极；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精神生活健康的保障。这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原则性见解。这一原则性见解传入西方，是通过《太乙金华宗旨》这部书。
从《太乙金华宗旨》的序言可知，此书是清代康熙年间潘易庵等七人记录他们通过扶乩的方式所获得的修炼体验，历时凡二十余年，于康熙壬申年（1692）汇集成帙，至今已经历三百余年。书中声称修炼之中所获得的启示来自吕祖（唐代道士吕洞宾的尊称），乃是因为吕洞宾在修炼方面的成就甚伟，深得后世道教界的崇敬，宋代的金丹派和金元时期的全真派都尊他为祖师。
1929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将《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并送给他的好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荣格高度评价此书，并写了一篇见解深刻的长文《<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向心理学界进行推介，使之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格读了《太乙金华宗旨》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要强调的是，《太乙金华宗旨》使我第一次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在中世纪的炼丹术中，我找到了诺斯替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并可以在当代人的心理观察中得到印证。”(荣格：《太乙金华宗旨》德文本第二版序言)
荣格发出如此深切的感慨是与他当时的心路历程紧密相关的。
众所周知，荣格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交往，有情同父子的亲密，也有分道扬镳的苦痛。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曾在他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是个理性主义者，他之了解无意识是因为他要控制和征服无意识。
相反，荣格属于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传统。他怀疑理性和理智，代表着非理性的无意识对他来说是智慧的最深根源。在他看来，分析治疗的功能是帮助病人接触这种非理性的智慧根源，并从这种接触中受益。荣格对无意识感兴趣是取一种浪漫主义的赞赏态度；弗洛伊德的兴趣则是取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他们可以暂时相会，但是又各自沿着不同方向走去；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在于揭示了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世界，把无意识（unconsciousness）的存在变成家喻户晓的认知，并发现了心理问题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起一套新的心理诊疗体系。作为一个的理性主义者，弗洛伊德不允许在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体系当中参杂任何非理性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放弃了催眠术这个传统的非理性疗法，另起炉灶创立了释梦法和自由联想法等他所认定的理性疗法。
荣格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分歧是产生于对待精神生活中的灵异事件（类似于我们时下所说的特异功能）。荣格从小就亲身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他本人具有很强的非理性知觉。当他和弗洛伊德谈起这类事情时，弗洛伊德回应之时略带轻蔑的冷言冷语令他始料未及。后来的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分离的痛苦深深地困扰着荣格，以至于他辞去了学会的职务，停止了工作，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的生活。
那一时期困扰荣格的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荣格从1913年开始专心研究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他觉察到人的无意识当中不仅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有生以来的信息，还包括父母双亲乃至祖祖辈辈的信息。那一年正是荣格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然而，不惑之年惑正多，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当中，荣格苦于找不到合理的证据支持他的这个新学说。
荣格曾认识到集体无意识与现象学有关，但现象学的分类和方法并不能为之提供可用的支撑。
荣格还试图从古代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的修炼体验中寻找证据，结果这条路也行不通。
诺斯替教派是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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