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我初中毕业,从学校出来后被队家安排舀茅粪。(队家:过去生产队。)有一天听说队家几百斤白豆让人偷了,大队干部说要一家挨着一家进屋搜。五女他娘听说要搜家,把罐里藏的白豆倒进茅坑里。
有天我跟黑脸他爹舀茅粪,我用茅勺舀,黑脸他爹用塞子塞,稠稀分开,虎娃负责把茅粪拉地里。舀到五女家的时候,黑脸他爹用塞子塞出几把白豆,赶紧跑大队汇报。早上社员下工回来,大队几个人把五女叫到大队,问他白豆了。五女说他没拿。几个人把他打了一顿,他还是说没拿。最后用皮鞭抽,杨木棍打,五女打的受不了了,说他偷了。问他剩下白豆呢?他说都吃了。几个人又把他打了半天。下午给他弄到公社,在公社被绑在树上,又是几顿打。过两天我去公社接他,他见我哭的稀里哗啦,说被打日他了。
过了半月,真正偷白豆的人被抓了,才知道五女是屈打成招。他当时打的受不了,就说自己偷的。但也没冤枉他,谁让他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他给对家倒白豆,每次抓住袋子角,倒的时候留一些,干完活把留下的白豆装自己怀里带回家。也是偷。
人一旦养成某个不好的行为,一辈子都改不了。改革开放后,五女还是爱占便宜,爱偷,经常偷村里地里苹果,菜。那年他晚上偷别人地里西瓜,由于天黑看不见路,掉井里了,屋里人等一晚上不见他回来。第二天,下地的人发现了他,人已经死了。他死后一周,疫情来了,他也没给他儿子剩下钱。村民背后说笑,他晚死一周,起码给他儿子剩两万。疫情不用办酒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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