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玛丽·居里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她的严于律己、坚定不移无疑成就了她不凡的科学事业。她的女儿艾芙·居里在《居里夫人传》中为我们勾勒了这位女性科学家在生活中的样貌。
这里特别节选了书中居里夫人教育女儿的片段。从这些动人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一位母亲，居里夫人对于女性在体力、智力、事业、情感上的希冀，以及她对于女儿在拥有财富、信仰宗教等问题上的看法，使我们不断叹服她伟大的超前认识，又对自己惊人命运几乎毫无察觉的、纯出自然的谦逊。
一，玛丽·居里对女儿的教育
玛丽·居里现在要自己来抚育伊雷娜和艾芙了。她对于孩子们的初步教育有固定的意见，由几个保姆前后遵照实行，有的做得比较成功，有的比较差。
1、智力与体力的均衡发展，引发兴趣
孩子们每天先做一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玛丽总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她们的兴趣。
2、关注并记录天赋才能
她关切地注意启发她们的天赋才能，在一本灰色笔记本上记下伊雷娜数学上的成功，艾芙在音乐上的早熟。
3、注重身心健康和体育锻炼
每天功课一完，这两个小孩就被带到外面去。不论天气如何，她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
玛丽在梭镇房子的花园里设了一个横架，上面挂了一个吊杆，一副吊环，一条滑绳。这两个女孩除了在家里进行体育锻炼之外，还是一个体操学校里热心学习的学生，她们因器械体操的出色成绩，常常拿到令人高兴的头奖。
她们的手和四肢不断受到锻炼，她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玛丽无论如何疲倦，总勉强陪她们骑自行车出游。在夏天，她和她们一齐下水，指导她们游泳。
4、热爱生活：旅行、游玩，热爱大自然和丰富的体验
她不能离开巴黎很久，伊雷娜和艾芙的大部分假期，是在她们的姨母海拉·扎拉伊照管之下度过的。
她们和表姐妹们一起，在蒙什或大西洋海岸人不常到的地方游玩。
1911年，她们第一次旅行到波兰，布罗妮雅在察科巴纳的疗养院接待她们。这些小孩学着骑马，在山里旅行好几天，晚上就住在山民的小屋里，玛丽背着口袋，穿着钉有平头钉的靴子，走在前面引路。
5、不冒险但要大胆，独立自主的人格
她并不鼓励她的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不喜欢她们轻率鲁莽，但是她要她们大胆。
伊雷娜和艾芙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不许怕贼或流行病。玛丽从前有过这些恐怖，她要训练她的女儿们不怕这些。
连那对于比埃尔的惨死事件的回忆，也没有使她害怕得处处监视她的女儿们。
这些小孩早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单独出门，不久就不用人陪伴独自旅行了。
6、情绪：不陷入无益的感性的烦恼
她对于她们在道德方面的健全也同样关心。她竭力防止她们有忧伤的空想，防止她们的感觉过度敏锐。
她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对这两个孤儿绝口不谈她们的父亲。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不忍心谈。玛丽一直到死，每逢说到“比埃尔”或“比埃尔·居里”或“你的父亲”或“我的丈夫”，总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在谈话的时候，她用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策略，绕过这些回忆的小岛。她不认为这种缄默对于她的女儿们是一种罪过，她宁可不让她们和她自己有表现高尚情绪的机会，而不愿使她们沉浸于悲哀的气氛中。
她既不在家里造成对于那个去世的学者的崇拜，也不建立对于已沦陷的波兰的尊敬。她要伊雷娜和艾芙学波兰语，要她们认识她的祖国，并且爱它，但是她毫不犹豫地使她们成为真正的法国女子。
啊！但愿她们不感觉心悬两国之苦！但愿她们不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作无益之悲！
7、尊重自由的信仰
她没有让她的女儿们受洗礼，也没有给她们宗教教育。她觉得不能把自己不再相信的信条教导她们，尤其担心她们将来会有失去信仰的时候的苦恼。
这里面并没有反教权的宗派主义的意味，她的态度是绝对宽容的，她对自己的女儿们说过许多次，如果她们以后愿意信奉宗教，她完全任她们自由。
8、不陷入贫寒，但也不过奢侈的生活
这些小孩不必经历她所度过的那种忧患的童年、劳苦的幼年和贫困的少年，她是满意的；不过她也不希望她们过奢侈的生活。
玛丽好多次有机会可以为伊雷娜和艾芙取得一大笔财产，然而她不肯那样办。她成了孀妇的时候，应该决定比埃尔和她亲手提取的那一克镭属于谁，那一克镭原是她的私人财产。她不肯听从居里大夫和这两个孤女的某些亲属的意见，决定把那点贵重东西赠给她的实验室，那一克镭的价值超过一百万金法郎。
她的想法是：贫寒固然不方便，过于富有也是多余而且讨厌的。她的女儿们将来必须自谋生活，她认为这是合理而且自然的事。
9、关于礼仪（居里夫人存在的不足）
居里夫人小心制订的教育计划只有—个缺点：缺少教育本身——我是说，缺少在仪节方面的训练。
这个服丧的人家，只接待最亲近的朋友：安德烈·德比尔纳，佩韩一家，沙瓦纳—家……
而且除了这些亲近而且宽容的朋友之外，伊雷娜和艾芙不见任何人。伊雷娜每见生客就惊慌，执意不肯“向夫人说早安”，她永远没有完全改好这个习惯。
微笑，和颜悦色，拜访，接待，说客气话，做好礼仪上必需的例行姿态：这些都是伊雷娜和艾芙不知道的。
十年二十年之后，她们看出社会生活有它的需要，有它的法律；而不幸得很，“向夫人说早安”，乃是一件必须做的事……
10、不循旧例
伊雷娜已经得到读书证，到了入学年龄，玛丽设法教育她的女儿，不循旧例。
这个勤奋的工作者总认为小孩子们在学校里过劳，她觉得这些很小的人正在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把他们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要他们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是野蛮的。
她写给她姐姐海拉的信：“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
她要伊雷娜学得很少，而要学得很好。
她自己考虑，她和朋友们商量——这些朋友都和她一样，是索尔本的教授；都和她一样，也是家长。在她的鼓动下，产生了一种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大才大智的学者把他们的儿女聚在一起，实施新教育方法。
差不多有十个小孩子，男女都有，每天去听一堂课。由特选的教师讲授；他们面前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很兴奋而且极为高兴。
一天早晨他们闯进索尔本的实验室，让·佩韩在那里教他们化学；第二天，这一小群孩子移到逢特内-欧-柔斯，由保罗·郎之万教数学；佩韩夫人，沙瓦纳夫人，雕刻家马格鲁，穆敦教授，教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雕塑、绘画；最后，在理化学校的一个不用的房间里，玛丽·居里把星期四下午用来教物理学，那间房间的四壁还没有听见过这样初步的物理学。
她的门徒——其中有几个是未来的学者——对于她讲的那些引人人胜的课、她的亲切、她的慈爱，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幸亏有她来讲解，书本里那些抽象而且令人厌烦的现象才得到了极生动的说明：
一些蘸了墨水的自行车滚珠被扔在倾斜的平面上，画出抛物线，这样证明物体下落定律。一个摆锤在烟熏过的纸上画出它有规律的摆动。这些小学生制作了一个温度计，还给它标出刻度，它和正式的温度计一样合用，这些孩子们觉得骄傲极了……
玛丽把她自己对于科学的喜爱、对于努力工作的嗜好传给他们。她还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教给他们。
她精通心算，坚持要她的学生们练习。她很肯定地说：“你们必须练习到永远不算错，秘诀就是不要算得太快。”如果一个学徒在造电池的时候弄乱了东西，玛丽就会气得满面通红：“不用对我说你‘以后’再收拾！在装置或实验的时候，不应该把桌子弄脏……”
这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时候也教这些有远大目标的小孩一些简单的常识。
她有一天问：“你们怎么保持这个容器里的液体的热度？”
弗朗西·佩韩、让·郎之万、伊萨伯尔·沙瓦纳·伊雷娜·居里这几个班里的科学明星，立刻提出一些巧妙的答案：用羊毛包裹容器，用很精细……而做不到的手续把容器隔离。
玛丽微笑着说：“哦，如果是我，我先用一个盖子把容器盖上。”
这几句家常话结束了那个星期四的课程。门开了，一个女仆拿进一大堆羊角面包、巧克力糖块、橘子，让他们一起吃茶点，这些孩子散在学校的院子里，一面咀嚼，一面讨论。
当时的报纸对于居里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密切注意，都兴髙采烈地取笑这些学者的子女在很谨慎而且有人小心照料的情况下闯入实验室的举动。
一个社会新闻的作者说：“这些刚刚会读会写的孩子，被准许进行操作，制造仪器，实验反应……索尔本和居维埃路的建筑还没有被炸毁，但是颇有被炸毁的可能!”
这种集体教育在两年后停止了。父母们自己的工作太多，没有时间继续执行这个计划；孩子们将来要参加中学会考，必须潜心学习官定课程。
玛丽给她的女儿选了一所私立学校——赛维尼埃中学，那里的上课钟点颇有限制。伊雷娜在这个极好的学校里受完中等教育，艾芙后来也在那里读书。
二，小女儿对母亲教育的评论
玛丽的这些努力令人感动，她要从女儿们的童年起保护她们个性的意愿是否有效呢？有效，也可以说无效。
“集体教育”给了大女孩第一等的科学教育，这是她在任何学校里得不到的；可是没有给她完备的文学知识。
道德教育呢？希望改变人们的天性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在母亲身边未必改好了多少。
不过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一千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
喜欢独立的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须倚仗别人帮助。
对忧郁的心境做斗争，伊雷娜能做到，我就不大成功了。虽然母亲竭力帮助我，我在年轻时候的几年是不快乐的。
只在一点上玛丽完全成功了：她的女儿们的健康灵活的身体，她们对于运动的爱好，都是由她得来的；这就是这个极聪明而且极宽厚的妇人在这方面最大的成功。
我力求了解玛丽·居里在与我们最初接触中是受—些什么原则的启发，而我在了解的时候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我恐怕这些原则只让人联想到一个有条理的、固执成见的人。
事实并不是这样，她自己过于温和，过于纤弱，天分过高，受不了痛苦，所以她希望我们坚强。她使我们习惯于不受人抚慰，可是毫无疑问，她自己却希望我们多拥抱她一点，多哄她一点，虽然她自己不肯承认。
她希望我们不要太敏感，可是她自己却遇到极小的轻慢迹象就悲哀不胜。
她从来不因我们的越轨言行惩罚我们，不用这种方法考验我们是否能“无动于衷”。那些习惯用的责罚，由简单的掌责起，到“在屋角罚站”或不许吃甜点心止，我们一概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哭喊和吵闹，无论是快乐或是发怒，母亲都不许我们提高嗓门。
有一天伊雷娜无礼，母亲要“给她一个教训”，决定两天不同她说话。这两天给她和母亲一种很痛苦的经验，但是，在这两个人之中，玛丽倒成了受罚者，她心烦意乱，在那所郁闷的房子里徘徊，比她的女儿还要痛苦得多。
我们大概跟许多小孩一样自私而且很少注意到感情上种种细微差别；不过我们仍能看出她的可爱、她那克制住的温情和不外露的优雅。
玛丽直到去世，都保留着我们写给她的墨点斑驳的愚蠢短信，用捆糖果的丝带扎起来；在那些信的第一行上，我们总是叫她：“亲爱的妈……”，“我的温柔的亲爱的人”，“我的温柔的人”，或者更常写的是：“温柔的妈”。
温柔的、过于温柔的“妈”说话时，人们差不多听不见，对我们说话也几乎是羞怯的，她不愿意人怕她，也不愿意人称赞她……许多年来，温柔的妈完全无意让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母亲，不是一个疲于日常职务的教授，而是世上的一个特殊人物。
玛丽·居里从来不设法使我们把她的成绩和光荣引以自傲。她对于她那不可思议的生涯只是迟疑、退让、谦逊，究竟她对于这种生涯作何感想呢？
1913年1月6日玛丽·居里写给她甥女涵娜·扎拉伊的信上说：
“你写信对我说，你愿意生在一世纪以前……伊雷娜对我肯定地说过，她宁可生得晚些，生在未来的世纪里。
我以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快乐。
去年春天，我的女儿们养蚕。我那时候身体还很不舒服，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停止活动，所以我把茧的结构观察了好久，我觉得很有趣。
那些很活泼而且很细心的蚕，那样自愿地、坚持地工作着，真正感动了我。我看着它们，觉得我和它们是同类，虽然在工作上我或许还不如它们组织得那么好。
我也是永远耐心地向一个极好的目标努力。我知道生命短促而且脆弱，知道它不能留下什么，知道别人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对自己的努力是否符合真理没有多大把握，我还是努力去做。
我这么做，无疑是有什么使我不得不如此，有如蚕不得不做茧。那可怜的蚕即使不能把茧做成，也须开始，并且仍然那样小心地去工作；而若是不能完成任务，它死了就不能蜕变，就不能得到补偿。
亲爱的涵娜，我们每个人都吐丝做自己的茧罢，不必问原因，不必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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