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前的秦国，在各国眼中是愚昧落后的存在。
商鞅来秦国之后，采取了推行县制、爵位晋升、户籍制度、伍什连坐等等，将旧有的一切打得稀巴烂。然后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谱写出了他心中的蓝图。
根据这个蓝图，商鞅打造出了一个咆哮轰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杀戮强国。
秦军的强大，用战果说话：
秦孝公四年（公元前358年），败韩军于西山（山西商南县以北）。
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占领魏国少梁（陕西韩城西南），打韩国占领安陵、山氏，插入魏韩交界地带。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围魏旧都安邑。
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占领魏国西北国境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固阳（陕西米脂）。
同年，修建武关（“关中四塞”之一），为秦楚间必经咽喉。
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周王国四十一任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部封国盟约长”，一扫当年被斥不得会盟之耻。
商鞅基本上是个全才，上马能治兵杀敌，下马能管理百姓，好几次精彩的重大战役都出自他手。
但是仅仅从全才的维度看，并不能完全代表商鞅，因为不够具体和饱满。
太史公司马迁是这么评价商鞅为人的：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商鞅这个人天性刻薄。
商君之少恩矣。
商鞅这个人没有什么感情、寡恩。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我读过他的著作，结合他的为人，发现他最后在秦国臭大街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句话概括就是：商鞅有才无德。
周王朝到了战国时期，已经礼崩乐坏了，但整个社会对于信义的重视程度仍然很强。
此时的信誉等同于生命，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物说的话是无需立字据的，可谓“掷地有声”，没有人敢拿信义开玩笑。
但是商鞅心中毫无信义，奉行为达目的不折手段。其人格的卑劣，从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伐魏中可见一斑。
经历马陵之战后的魏国受到重创。又过了一年，商鞅认为此时伐魏是“趁他病，要他命”的好时机，于是向秦孝公提出建议。
孝公同意发兵，由商鞅总领秦军伐魏。
魏国应战的将领是商鞅曾经的好友公子卬，以前一起在老宰相公叔痤那里共过事。
商鞅一听是公子卬，马上想到了可用之计。立刻修书一封给公子卬，大意是：
从前在魏国时，我们是好朋友，如今我们却成了敌对的两军统帅。虽然我奉的是国君的严令，但我的内心却极不愿意打这场仗，希望我们能进行谈判，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国的问题，然后举杯痛饮，各自班师，你说这样多好。
悲催的公子卬都没有多想，应邀前往见商鞅这位故人，后果就是在把酒言欢之际被逮。
接着在回国的魏公子队伍中安排了秦国的特种兵，秦国大军掩后。
魏国守将对于自家人回来毫无防备，打开了大门之际，遭到秦国特种兵大开杀戒，混乱中秦国大军又冲杀而至，魏军大败。
这一战，让魏惠王割地河西七百里土地求和的同时，对于自己当初没有听老宰相公叔痤的谏言深感悔恨。
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必须承受的后果。
自此黄河天险，由秦、魏两国共享。
曾经强大的魏国就此没落。
商鞅得此战功，受封于商地，公孙鞅变成了商鞅。
众所周知，商鞅这个大地主并没有风光几年，随着秦孝公的死，满世界拉仇恨的他，没用了。
对商鞅的仇恨，不仅在于民众，还在于秦国的那些贵族旧势力，甚至连新上任的秦惠王，在做太子时期犯错都没有幸免，太子不能行刑，但可以收拾太子的老师们啊，于是太子的老师们就被商鞅割掉过鼻子，这恨深埋心底，“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呀。
在新上任的惠王发布的通缉令下，商鞅开始了到处跑跑跑的逃亡生涯，但是满世界都被自己得罪光了，哪里还有能去的地方呢？
最开始他逃到魏国，坑魏国那么狠，也好意思去？这脑回路也是服了。魏惠王都恨死他了，当然不给他进来。
于是商鞅又开始跑路。路上也没有旅店可以住宿休息的，因为没有文件不敢给他住，这还是他自己设置的法规。
最后商鞅只好逃回了自己的封地商，被逮住后给五马分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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