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岂能成为“老板”

导师岂能成“老板”

  周国平作

在中国的高校中，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呼为“老板”，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此称呼，倘若只是顽皮的戏称，或只是对时尚的表面追随，倒不足为虑。但是，情况看来并非如此。事实上，“老板”称呼在校园里流行开来，有着非常实在的原因，反映了师生关系的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化，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当研究生们如此称呼自己的导师时，所表达的是一种打工者的心态，更确切地说，是对自己打工者地位的一种认识。在相关调查中，研究生们对此并不讳言。现在，导师申报课题，然后让学生为其查资料、做调查或实验、写书稿、完成课题，甚至分派学生做各种杂事和家务，决非个别现象。这样做时，导师会从课题经费中拿出一个零头，支付给所“雇佣”的“廉价劳动力”。相关“成果”出版时，学生也许能获得在老师名字后面署名的荣幸，也许只好充当无名英雄。许多研究生表示，他们愿意为老师做事，只希望所做的事情有一定学术含量，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可惜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然而，为了拿到学位和文凭，他们只好接受这种“包身工”的地位。

导师之成为“老板”，一凭手中有决定学生能否毕业的权力，二凭手中有经费。现在的大学教师全然不是从前的贫寒书生了，尤其是那些现行体制的宠儿，除了高额津贴外，还有更高额的课题经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近些年来，在中国，教育和科研经费的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课题立项的方式发放到了教师个人名下。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因为正是课题经费的运转机制与今日教育的现状——包括导师变成“老板”——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

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行政部门掌握着审批课题项目及经费的权力。在审批中，种种非学术的因素，包括申报者的职位、人际关系、公关本领等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作用。然后，按照同样的行政主导逻辑，又以能否得到项目和所得到项目的级别为标准，来衡量教师的科研能力。例如，前不久，吉林大学让45名博导下岗，所根据的正是这样的标准。据报道，该大学规定，博导必须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或主持其他重要项目，有必要的科研经费，文科项目经费必须每年在三千元以上。在许多大学，通行的是类似的规则。拿不到课题就下岗，或者虽然未必下岗，至少学术地位低下，越是经常拿到课题，课题的级别越高，经费越多，学术地位就越高，这样的评价机制当然会促使教师们竭力向行政权力靠拢，把心思用在争项目和经费上。那些不善于或不屑于这样做的教师，即使有良好的科研能力或教学成绩，仍会被无情地淘汰。

很显然，这样一种机制所鼓励的，不会是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竞争中的优胜者，为了保持其优胜地位，必须尽可能快速地完成所拿到的课题，即所谓“结项”，以便投入下一轮的争夺战，不断拿到新的课题。快速完成课题的最现成办法就是让学生们去做，于是，导师成了“包工头”，专管拿项目，学生则成了替老师干活的“劳动力”。研究生扩招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导师有了充裕的“劳动力”。如今，一个导师带几十个研究生是常事，俨然一个大作坊。有的导师担任官职，容易拿到大项目，自己又是忙人，就更要靠学生来替他完成项目了。

如此制造出来的“成果”究竟有多大价值，应是不难想见的。近年来，学术著作抄袭的丑闻时有曝光，往往还引发了著作权官司，其中不乏上述师生作坊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学生反正是在替老师干活，能偷懒就偷懒，有的是能力所限，只好找捷径，还有的可能是恶作剧式的报复。即使老师亲自制作，若以多拿课题为目标，同样不免会粗制滥造，甚或投机取巧。有识之士业已指出，与教育和科研经费大量投入适成对照的是，在同时期，我国教育和科研的水平却明显下降。例如，菲尔兹奖华人惟一得主丘成桐指出：虽然经费大量增加，这十年来北大数学院培养的学生素质比十年前相差很远。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指出：国家图书馆收存的各学科博士论文水平逐年下降。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指出：增选院士的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回顾整个生产线，大量课题经费换来的结果竟是大量学术垃圾，以及一部分教师的“先富起来”。当然，更严重的后果是，在逼良为娼、劣胜优汰的机制下，我们的教师队伍正在发生可怕的蜕变，一届届学生被耽误了，长此以往，真会毁掉我们的教育。

“老板”称呼的流行仅是一个表征，令人痛心的是它所反映的教师职业的异化和师生关系的功利化之趋势。教育原是神圣的精神事业，师生关系本应是最纯粹、最具精神性的关系。现在人们讨论大学改革，依我看，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活跃的学者，靠他们去影响学生，而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在于能否吸引和保护这样的学者。怀特海指出：“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人们不禁要问：在今日的大学中，这样一种美好的师生关系到哪里去寻找，大学又如何来证明其存在的理由？罗素说：教师爱学生应该胜于爱国家和教会。针对今日大学里的情况，我要强调：更应该胜于爱职称和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