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爱情

那年夏天，我还是个大学生，在郑州，要返回南京等火车的空闲时间里，闲晃书店，遇到了叶兆言的《1937年的爱情》，后来，它成为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叶兆言把这些话“写在后面”：

写小说的人，难免本末倒置，计划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写到临了，却说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说起来真让人感到惭愧，我的案头堆放着一大堆史料，我写作时坐的椅子周围都是书，除了当研究生写论文，我从来没有为写一篇小说，下过这样深的资料工夫。我一次次地去图书馆看旧书，翻阅当年的旧报纸旧杂志，那些陈旧的东西，让人有一种走进历史的错觉。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这种错觉是十分必要的。当我把日本人堀场一雄所著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与蒋纬国将军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对照着读的时候，这两本厚厚的纸上谈兵的书，让我想象自己如果能够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也许比当小说家更有趣。优秀的职业军人也是艺术家，只不过战争是一门太肮脏的艺术，是一门必须被诅咒的艺术。

战争时期的爱情将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在战争的背景下，爱情往往显得非常滑稽。但是人人心目中，如果真存在着爱情的话，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

书我读过不止一遍，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已觉亲切，丁问渔，留洋归来精通多国语言的名教授、浪荡子，任雨媛，军界元老任伯晋的小女儿，十七岁的丁问渔曾经荒唐地追求过雨媛的大姐雨婵，二十年后，他在雨媛的婚礼上对她一见钟情。爱情故事太多，怎样都是俗套，不过是那些细枝末节，有时闪闪发光，有时弄人心弦，滑稽也好，严肃也好，梦幻也好，执着也好，美也好，爱情也好，周遭的人和你一起进去了，虽然悲剧的结局早早就悬在心头，到了最后还是胸口被重重一击。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被称为“黄金十年”，那是南京民国风范的辉煌十年。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特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历时一年，将各种规划汇集成册，定名为《首都计划》。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在《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中写道：“彼宫殿之辉煌，不过帝王表示尊严，恣其优游用，且靡费国币，而森严谨密，徒使一人之享受。今者国体更新，治理异于昔时，其应用之公共建筑，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用中国特有指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然后中国之建筑，乃可作进步之发展……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必须有雄伟庄严之形式，有灿烂绮丽之形式，而后有尚武进取之精神，故国府建筑之图案，实民国建设上关系至大之一端，亦吾人对于世界文化上所应有之贡献也。”

于是今天，在我生命已经逝去和将来未来的时光中，我一次次经过他们初遇的励志社、他们散步的青溪路，地名、人名、建筑、风景、历史、虚构、现实、记忆、幻想就成了这个城市萦绕不去的气息。

而在故事被讲述之前，叶兆言“写在前面”：

我注视着一九三七年的南京的时候，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油然而起。我没有再现当年繁华的奢望，而且所谓民国盛世的一九三七年，本身就有许多虚幻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只是过眼烟云。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还不可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历史悲剧，他们活在那个时代里，并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

相对于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其他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