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祭祖礼毕，在墓碑间溜达着往回走，默念着墓碑上那些冷冰冰的名字，是平日里所没有体验过的另一番心情。猛然间怔住了，恭恭敬敬鞠了一躬。愿于老师安息。
于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感觉和村里的大妈大婶不一样。虽然也是粗布衣裳，但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那么顺滑，安静地抿在耳后，说话从不粗声大嗓，而且能歌善舞，我总以为于老师是以前地主家的大小姐。但她喜欢和我们这些小泥猴儿玩，教我们唱歌跳舞。
于老师教我们唱《沂蒙山小调》的情景历历在目，宛转悠扬。见惯了贫苦农民面朝换土背朝天的愁苦面容，再看看于老师那清爽的齐耳短发，踏着节拍轻轻摇摆的身体，柔和脸庞上那纯净的笑容，感觉心儿像被春风拂过，温暖柔软。
和于老师优雅风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家里也种地。那时候不知道张老师是民办代课老师，只觉得张老师如果放下课本，和街上的大爷大叔就一模一样了,脸庞又红又黑，好吃大葱，爱抽旱烟。有时候，张老师会挽着裤腿，一身是泥地来给我们上课，教我们数学。
同学们，两分钱一斤土豆，那么买两斤白菜，不对不对，买两斤半土豆多少钱啊？一斤白菜顶两斤土豆，一斤白菜多少钱啊？
现在想一想，张老师的课堂贴近生活，应该极大地引起我学数学的兴趣才对。可事与愿违，我一直数学不好。鸡兔同笼的题打心眼里都不想弄明白，一个管子进水一个管子出水，最后池子里还剩了多少水？我总觉得是出题人的脑子进了水，出些破题来捉弄我们。
有一次过年考试，做应用题忘了写单位，张老师手拿教鞭，戳我脑门，恶狠狠地说：“你下次再敢忘了，我让你脑门上长蘑菇！”那咬牙切齿，面目狰狞的样子好吓人，不过也没起啥作用。
班上有个男同学是张老师的外甥。是那种上房揭瓦，下河摸鱼，顺便抓条蛇吓唬女生的主，张老师拿他也没办法。课上捣乱，撤前边同学的凳子，磕破了人家的后脑勺。气的张老师要揍他，他比他舅跑得快，俩人大呼小叫，舅舅不像个老师，外甥也不像个学生，满教室乱窜，同学们嗷嗷地跟着起哄。结果是外甥跳窗而出，逃之夭夭，剩下舅舅大喘气，吹胡子瞪眼，无计可施。
那年冬天张老师晚上浇了一晚上的麦子，课堂上布置我们做题，老师趴讲台上睡觉，实在是累坏了可能。舅舅睡觉外甥当然不能落后，睡得哈喇子直流。可外甥在下课铃敲响的一刹那就蹦起来了。在下面拍打着桌子，扯着嗓子喊：“下课啦！下课啦!张老师下课啦！再不下课我要拉裤子啦！”
张老师的故事极富农村气息，超接地气。语文老师的故事就跟学问挂边了，喜欢穿白衬衣，外衣口袋里好挂着一支钢笔，走路爱背着手，迈着鸭子步，不紧不慢的样子。他经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本来，都忘了小本本是干什么的了，就记着语文老师的外号就叫小本本。小本本老师的一句话我发现到现在也管用。就是在碰到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有边识边，没边瞎猜。这可能也是权宜之计。没几个学生买得起字典，都听老师的话，有边识边，没边瞎猜。本着这一原则，一路走来，连蒙带猜，也不知道念错了多少字，读对了几句话。导致了我现在写篇文章，用全拼打字都像蜗牛爬，讲课时遣词造句都带有浓浓的地瓜味。
今年暑假还在村里见到了语文老师。老师走路已经不大利索了，可头脑还是很清楚。在我把父亲母亲几个哥哥姐姐的名字都报完之后，终于想起了我是谁。还夸我当年学习多么多么好，搞得我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把我当成了当年的谁。没办法，也只好顺着老人家的话往下溜，毕恭毕敬。时隔三四十年，何德何能有如此幸运，能再次聆听幼年恩师的教诲。
综观所有的小学老师，里面的正规军可能就是六年级的王老师了。
王老师正宗师范毕业，分到了我们这个小破村教学，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拉的二胡也好凄凉，那时不懂欣赏，老觉得呜呜咽咽跟哭似的。梳着个大分头，油光水滑，皮鞋铮亮，还只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明明大家都犯错了，非说是我们把好学生给带坏了，大中午的罚我们晒日头。王老师觉得晒日头是个很厉害的惩罚，他自己怕晒黑了，坐在办公室里，透过窗户看着我们，拉着那么难听的二胡折磨我们。
班里有两个同学重名，平日大家都是大海滨小海滨地叫着，也没啥不方便。那年学校可能要登记什么，两个重名的同学必须有一个要改名。按道理应该小的改，可小的那个学习好，王老师让大的改名。凭什么？就因为人家学习不好？尊老爱幼也该小的改吧！在我们几个坏孩子的支持下，大的坚决不改名，小的就找老师告状。老师把我们好一个训，不过到最后还是小的改了名。学习好也不能为所欲为啊。
因为我支持大的不改名，上了老师的黑名单，老师天天看我不顺眼。期末三好学生的候选名单里也没有我。但是唱票的时候，有同学写了我的名字，老师又不在场，计票的同学不敢擅自做主，如实上报，老师把我列在最后一名，算是勉强通过。也怪自己得意忘形，自习课上跟同桌咬耳朵，被王老师当场捉住，宣布取消我三好学生资格。当时以为老师是吓唬自己，没想到全校开会发奖状的时候竟然真的没有我的名字。
想想自己还是挺皮实的。这事要是搁在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还不得跳楼，还不得离校出走。我只不过是难过了几天，毕竟三好学生还发了一支三个颜色的圆珠笔，那是我最想得到的。好朋友发了一支，像防贼一样地防着我，我想摸一摸，也必须是他攥着一头，我摸另一头。
那时候我们乡里的重点初中叫十四中，考进了十四中就成了秀才。王老师组织班里同学上晚自习，话里话外地暗示没什么希望的同学就不要去捣乱了。对于我们几个学习差不多的也不是很欢迎。虽然我不稀罕当什么女秀才，可是我也不愿意让人呼来喝去的呀。
晚上村里放电影，就在教室后面的大街上。老师让上晚自习的人早点去，学一会儿就下课，不耽误看电影。我们在大街上喊你管不着吧？我们看电影激动不行吗？几个男孩子趁乱往窗户上扔沙子，打得窗户沙沙响，谁让你偏向呢！不上就不上，谁也不稀罕！其实心里很想上，可人家老师不让，这是不是气急败坏的一种表现呢？
张老师的外甥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也被修理了。于是满校园都写满了骂王老师的话，王老师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也是，还指名道姓的。老师让我们练字，练的字里嵌着他的名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练的是：王法犹存，开门见山，精忠报国。不用练也知道是谁写的。最后家长被谈话，孩子得了一顿胖揍。
我们几个落第了，没当上秀才，到了邻村一个普通初中上学。上下学的路上经常能碰到王老师。好像也没跟老师打过招呼，叛逆期的孩子，觉得自己不应该向恶势力低头，好酷的样子。
不知道王老师现在还好吗？还拉二胡吗？您肯定忘了这些可笑的事情了，忘了我这个调皮的学生了，可我还不太舍得忘呢。
写下这篇文章，献给教过我的那些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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