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走了,我们一下来了两位老师,开始分科教学。其实只分出了一科:数学。
数学老师姓杜,五十岁上下,国字脸上顶着一个大大红红的酒糟鼻。
他爱喝酒,逢喝必醉,逢醉必睡,睡不择地。
所以我们的数学课有时不上,如果上课他人还没有来,派两三个男生去山上找,一般可以找到,但也只是找到而已。他已在麦地里,或草丛边熟睡。
他的课堂总是愉快的,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很期盼,虽然我的数学从此下滑,但其实滑与不滑都没有意义,因为滑下去了就滑下去了,也没有任何办法补救,所以知道和不知道在本质上没有价值。
我们为什么期盼呢?因为他的课堂风格奇特,有时会把我们带到山上去上课,也就是围着山巡视一圈回来,基本就下课了。而今回忆,他上课的内容一点也想不起来,倒是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巡山触目所见的景致还记忆犹新。
我们一群人,站在方圆十里最高的山顶上,不时指点远处的房舍农人、炊烟晚霞,听几声稀稀落落的鸡鸣和太吠,作一些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评论。那种意态,颇具书生意气的气度,颇有指点江山的豪情。一腔少年心事跟随云卷云舒,满怀壮志豪情游走千山万水。这样的教育方法,与苏霍姆林斯基所提及的自然教育竞不谋而合。
杜老师是自由的,他的自由颇像阮籍式的放浪形骸。也许他是率性所为,也许是壮志未酬而白发丛生,我们也没有问过,也不可能再问及。但总之,他濡染我的是一种自由的生命形态。
这样的濡染,叫不叫如坐春风?
这样的教育,算不算夏雨雨人?
我想这是幸运的,儿时的教育保存了一颗完整的童心,被引进了阅读的殿堂,还沐浴着自由的春风。
刚好在恰当的年龄,留有恰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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