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大学的时代，遇上重要时刻，大到要不要考研、找什么工作，小到生病了怎么办，要不要考六级，总是要依靠自己。现在想来，每一次自己做决定的过程，竟然都是一次对自我认知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学着长大，学着对自己负责的绝佳尝试，因为只要做决定，就意味着要权衡利弊，而权衡则意味着要舍弃、要冒险、要比较，这样的练习机会每个人一生不会有太多次，越早经历，就越早成熟，而且所有决定都是自己做的，所以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埋怨别人，顶多懊恼一阵子，责备自己没有别人那么成熟，然后再奋起努力，为下一次不犯错误做准备，以前觉得这些理所当然应该这样，现在反而感谢爸妈，他们的宽松容忍，他们的主动放权，让我不后悔自己人生走过的每一步，即使并不那么顺利。
可是如今的大学，早已经不复当年，一个孩子读书，身后背负着一个家庭的责任，父母对其每一步的精心管理（干涉），甚至让大学生有紧紧地束缚感，他们没有办法学着为自己做决定，因为家人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所有决定，有的甚至强制专断，不容置疑。
一个姑娘，刚在双选会上找到一份有编制的好工作，就收到了家乡里来自父母的禁令，必须解约、必须回家、必须考编，三个“必须”没得商量，姑娘很苦恼，因为她已经在强势父母的权势下生活了20多年，求职的唯一要求竟然是“不回家”，家人和亲戚在家乡县城有权有势，但这反而成了他们为她布局好一切的“枷锁”，姑娘一旦不愿意，父母就以断其经济来源为由逼迫，以至于姑娘现在的选择里，特别看重对于经济独立的需求。
一个学生会的干部，大学前三年把许多精力用在组织学生活动上，这些经历自然给她带来了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执行能力，如果她能够发掘并好好用好这些能力，有许多工作岗位适合她，并且她一定能够胜任并且有较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可是到了大四年级选择的节点，这个学生的家长断然决定，我们不缺钱，也不需要你工作，请停掉你所有的锻炼机会，好好准备考研，考多少年不要紧，但是必须考上研究生才有发展。
一个研究生，前一天刚刚签约一个城市的有编制的工作，第二天便接到父母的禁令，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一个相邻的城市考编，不允许有别的选择，签约的喜悦和被迫解约的苦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在家长面前，孩子又多半是屈服妥协的那一方。
疫情期间，学生们面临感染、转运、回校等波折，这期间，更是一群群的家长，没有起到给孩子们加油鼓劲的作用，而是用社会人的思维，给孩子出主意让他们怎么不服从学校管理，怎么对抗学校的政策，并且臆断学校的管理，学生夹在家长和学校中间，本来服从管理有规矩意识的学生，反而成了与学校对抗的问题少年。
这样一件件、一桩桩的小事，让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大学生家长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有些时候，并不是正向的，反而是与学校背道而驰的，这其中，还不乏一些有权有势，或者有钱有资源的家长，他们常常把一些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规则潜意识的带到学校，影响孩子，让孩子认为，改变规则和结果，让自己成为秩序之外的利益获得者，才是竞争的本质，事实上，家长们这么早在孩子们心里种下这样的种子，却成为我们教育者很难拔掉的毒草，在他们孩子还没有进入社会的时候，就给他们造成了成长中不可抹去的伤害和影响，本来可以顺着自己的成长方向自由生长的大学生，也过早被砍去了枝桠，成了只能向上的木桩，暂时来看，这样的确整齐划一，但是长久下去，不是学生们脱不去“孔乙己的长衫”，而是家长们牢牢地让他们把长衫焊在身上，即使家庭因此背上负担，也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孩子们更多成了家庭尊严的牺牲品，不太会辨别自己想要什么，只知道爸妈、社会舆论让他们要什么，这样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我们想要培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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