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者

无辜者

一．

    1986年10月21日  上午

    堪萨斯州，巴勒特区法院 

    我注意到到佩吉的嘴唇——苍白，干裂。从我见到她起就在不停颤抖着。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她。上个周三，她在监狱里几次尝试自杀最后被两名看守控制。我于当日下午五点收到法庭的指派后，便立即前往监狱。

    这是我自法学院毕业后接手的为数不多的严重刑事案件，上个月，我被指派为一个二十岁不到满脸雀斑留着乱蓬蓬发型的约翰逊镇男孩辩护，他被指控喝醉后用水果刀朝着自己的同学挥舞，实际上，不过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的玩笑般的恐吓闹剧，问题在于那孩子还未满二十一岁，最终他被法院以企图伤害罪起诉。像这样的小地方，很难出现什么惊天大案件。

    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尽可能显得温和些。

“一会儿什么都不要说，除了嘱咐过你的那些。”我盯着她的眼睛，语气镇定。我希望这能让她平静些。

佩吉坐在椅子上，上身蜷缩着，双手环抱。我这才注意到她光秃秃的指甲上坑坑洼洼的痕迹，我推测她日常有啃指甲的习惯。

“不不……你不懂，他们……他们会逼我的……天啊，我想我撑不过去的！昨天……昨天他们就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还有录音机……”

“你只要听我的，陪审团会相信你的。我发誓。”

佩吉双手捂着脸，不停流泪。此刻，我意识到，誓言对眼前这个女人没有任何意义。刚从地狱逃出来，就要面对另一群人的生吞活剥。我觉得她随时会崩溃。

我将手放在她的肩上，看着她疲惫的眼睛。她双臂环抱，颤抖着，像只受伤的母鹿，眼里闪着微小的光。

“相信我。”

二．

“米勒小姐，你第一次见到被告是在什么时候”

“五月，五月二十三号。那天是我值班。”

“最后一次呢？”

“五月三十号，她的丈夫来到医院，来接她走。”

“也就是案发前两天对吗？”

“是的。”

“米勒小姐，你最后一次在医院见到被告时，她就对你说过会射杀她的丈夫？”

公诉人再次确认。

“是的，她说，如果再回到那个地方，她怕会控制不住自己向他开枪。”

公诉人满意地笑了，“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我意识到眼下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米勒小姐，你之前说被告入院的第一晚你就认识她了，是这样吗？”

“是的。”

“被告当晚状态如何？”

“糟透了。她情绪很激烈，一直在哭，甚至连续几天企图自杀，她被我们医院诊断患有毒性精神病。”

“你们知道她为什么想要自杀吗？”

“她说他会杀了她……她一直说，他会杀了她的。”

米勒的声音变得很低。

“他是指谁？”我继续问。

“她的丈夫，我想。”

“也就是本案的死者？”

“是的。”

“那你是否知道，被告为什么会觉得她的丈夫会杀了她，她为什么如此惧怕她的丈夫？”

“她说她丈夫酗酒，经常打她。她全身都是伤痕。她说在这之前她丈夫威胁说要杀了她。”米勒艰难地说完，摇了摇头。

“被告曾告诉你她会杀了她的丈夫？请问这是在30号什么时候？”

“上午，上午我们打电话给她的丈夫，她求我们不要打，她说如果被抓回去，不是他杀死她，就是她杀了他。”

“你们打电话给她的丈夫？”

“是的，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

“被告从堪萨斯州逃到俄克拉荷马州就是为了逃离她丈夫的虐待，你们却又将她送了回去？”

“这是我们的规定……抱歉。”

“你们的规定。你们的规定就是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这算什么规定？”

“我们医院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联系到患者家属……”

“就是被告人的丈夫？你们只能这样？就因为她结婚了？”

“请辩方律师注意自己的提问！主观性提问与本案无关。”公诉人起身道。

我抑制住胸前的怒火，尽可能恢复专业的口吻。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三．

“劳拉，案发前五月二十号，被告是否曾来到你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家中？”

劳拉站在证人席上，下意识地搓捻着自己的手指。上个星期我按照地址第一次寻到她的住所，邀请她出庭作证。

劳拉是个瘦小的年轻姑娘，说话时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我建议她开庭时戴副眼镜，希望这能让她看起来可靠些。

“是的。”她声音很小，“我妈妈来我家找我。”

“能说说你妈妈来找你那天的具体情况吗？”

“她来找我时浑身是伤，头上还有血。她情绪很激动，一直说她受不了了坚持不下去了，她说她想要去死，我吓坏了，所以把她送去了医院。”

“在这之前，你妈妈来找过你吗？”

“没有。”

劳拉摇摇头。

“为什么？”

“那个男人从不让她出门，他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找任何人，包括我和卡拉。”

“卡拉是你的妹妹？”

“是的，我的小妹妹。”

“你妹妹和你妈妈住在一起？”

“不…不是的，她12岁时就被那个男人从家里赶了出去……卡拉……她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衣服。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在科罗拉多州，还活了下来，谢天谢地，可怜的卡拉，她至少逃离那里了。”

“能说说你和你妹妹之前在堪萨斯州家中的生活吗？还有你们与你们继父麦克的关系。”

“反对！”公诉人起身,“这和本案的内容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法官大人”我看了一眼公诉人，继续说道，“本案的关键在于被告的自卫杀人是否成立，这与死者生前是否有过虐待被告和她女儿们的经历是有关的。”

“反对无效。”

法官示意我让劳拉继续说下去。

劳拉闭上眼睛，抿着嘴唇，艰难地开口了。

“那个男人……他是个恶魔。卡拉害怕他，在夏天他逼她穿很厚很厚的睡衣，然后把她房间里的所有窗户钉死，热得她好几次差点晕过去，不让她睡觉，强迫她干活……那个男人根本只是喜欢看她受折磨！”

“你妈妈呢，她什么都没有做吗？”

“那个男人会打她的！只要妈妈反抗，他就会狠狠地打她，有一次她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即使是圣诞节也不会好过，他踢她，将她的头按进土里。有天晚上那个男人喝醉后把我妈妈打醒，用枪抵着她的头，还命令她不准她哭。他喜欢看到我妈妈害怕，她越是害怕，他就越是高兴。他疯了……他是个恶魔！他是个恶魔！”

劳拉情绪失控，大哭起来。

法庭内一片肃静，哭声在高庭上空撕心裂肺地回荡着。

陪审团的脸上纷纷露出同情。

我走到劳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后来……后来妈妈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但那个男人没有让她住院，他每天都逼妈妈吃很多药…”

“是什么药你知道么？”

“医生给的那些，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镇定剂还有止痛片。”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妈妈嫁给那个男人一年后，之后就一直这样。”我转向法官。

“法官大人，我这里有一份俄克拉荷马州州医院的医疗报告，里面证实被告曾长期服用过量药物。”

法官接过文件，带上眼镜翻阅了一下。

我回到席上，继续提问。

“劳拉，如果你的继父知道你妈妈跑去找你，你猜他会有怎样的反映？”

“哦天啊，这还用说！”

劳拉瞪大了眼睛，“他会打死她的！他会折磨她……甚至……他会杀了她！”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样的，劳拉。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公诉人起身，走到劳拉面前。

“劳拉小姐，从你刚才的语气与情绪，我想问，你是不是很恨你的继父？”

劳拉抬起头，“天啊，我当然恨他，我恨这个恶魔……我真恨不得他去死！”

“那你的妈妈呢，”公诉人步步紧逼，“你的妈妈是不是也很恨他，恨不得他死？”

“我妈妈她……”劳拉无助地看向我，“不是的，不，这不一样……”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妈妈是不是一直很恨你的继父，是，还是不是。

劳拉小姐，这里是法院，容不得半点谎言，千万别忘了你刚刚在圣经面前发过的誓。”

劳拉低着头，沉默许久。

“是。”

她虚弱地说，“她恨他。”

我心中一沉，颓然坐下。

三．

“莫琳·史密斯太太，请问被告在案发当日晚上9点钟左右曾来到你家是吗？”

“是的。”

“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我记得那时我和我先生一起，我们刚吃完晚饭不久，我先生回房间陪女儿玩去了，我在厨房洗盘子，然后就听到有人在敲门，很着急的样子，我以为是波普太太家的猫又不见了，开始还没当作是什么大事。接着我就去开门，看到佩吉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没穿鞋子，手上还拿着把枪！那女人当时被吓坏了，一直央求我们救救她，说有人要杀了她。我这时才意识到事情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就先安抚下她的情绪，把枪从她手中接过来，然后让我丈夫打电话给警察。”

“在这之前，你与被告经常见面吗？”

“没有，她很少出门。”

“那在你们以前的谈话中，她有提到过什么吗？”

“哦是的，我见到她时她都在哭，她对我说过，她丈夫对她很挑剔，还有他的坏脾气……我想她一定不太好过。”

莫琳摇摇头，“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跑到我家一直喊着救命，求我们救救她，嘴里不停说’他追上来了！他要杀我！’，她看起来真的是吓坏了。”

公诉人站起身，似笑非笑地看着证人。

“莫琳太太，请问案发当日，你有见过被告吗？”

“没有，我有段日子没见她了。”

“在这之前，你见过死者吗？”

“当然见过，他们就住在我家旁边，但从来没讲过话，我只认识佩吉。”

“也就是说你并不了解死者？”

“不太了解。只是从佩吉的话里…我觉得他丈夫脾气不太好。”

“你觉得？”

“是的…我觉得。”

“但你与死者没有直接接触过对吗？”

“是的…”

“没关系。我现在想问另一个问题，莫琳太太。你一直说被告在躲避危险，向你呼救，说有人要杀了她，对吗？”

“没错。”

“那么你有看到这个人吗？这个所谓追杀被告的人？”

“我…”莫琳顿了顿，“没有…我没看到。”

“那么，让我们整理下事件发生的过程，死者于31日晚八点到九点间被枪击，被告于九点左右跑到你家，向你求救，但那时，死者已经被枪杀。”

“不…我不清楚，她来到我家看上去吓坏了…”

“莫琳太太，被告跑去你家时，你有在她的身上看到血迹吗？”

“是的，在她的上半身。”

“被告当时身上有枪伤的痕迹吗？”

“我开始也以为是她的血迹，我为她检查过，并没有。”

莫琳摇了摇头。

“所以，当晚，在被告没有受到任何枪伤的情况下，上半身沾满大片血迹。那么，也就是说，被告并不是当时在被某个人伤害，而是曾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将枪口主动对准某个人，并扣动扳机，是吗？”

“我不知道……我……”莫琳有些慌张。

“我问完了，法官大人。”

四．

“哈钦森女士，您能介绍一下您的专业背景么？”

面前这个金发女人，是我最重要的证人，也是我的底牌。

她的专家意见能否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纳，决定着陪审团是否愿意相信佩姬是出于自卫杀人。

“当然可以，”哈钦森博士推了推银边金属眼镜。

“我是一个心理学专家，于1972年在新泽西州立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从事家庭暴力方面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研究家暴受害者的心理状况。

我曾针对’被虐妇女综合征’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

“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被虐妇女综合症’么？”

“当然。被虐妇女综合征，是根据我长期对大量被虐妇女的精神状态总结得来的。通过研究，我发现那些长期受到家暴的女性会陷入一种’暴力循环’，这导致她们受困于一种叫做’习得性无助’的状态，这个循环的开端通常是施虐者营造出紧张的气氛，在这个阶段，施虐者会用暴力威胁受虐者，受虐者则会变得焦虑且精神紧张。接着受虐者会变本加厉地施虐，并找理由把这一切怪罪到受虐者身上，在每一次殴打受虐者后，施暴者又会表现出一副忏悔的样子，并保证永不再犯，使受虐者又会产生希望。但不久后，紧张的气氛又开始了，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受虐者会不断地自我否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渐渐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如果受虐者试图从这种循环中摆脱出来，换来的只会是变本加厉的暴力。长此以往，受虐者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俘虏，她相信施虐者是无所不能的，而反抗则都是徒劳。”

“所以她们不会逃跑或者求助？”

“很少，也许最初还会，但随着这种习得性无助越来越深入内心，她们日益生活在受虐者的控制之中。她们相信永远逃脱不出施虐者的魔爪，她们相信自己迟早会被施虐者摧毁。极端情况下，她们认为只有消灭受虐者，才能结束这一切。”

“所以对一些长期被家暴的女性而言，比如本案的被告，杀死对方，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是的，”哈钦森沉着地回答。

公诉人上场。

“哈钦森女士，我想请问一下，您所谓的习得性无助，像您刚刚描述的那些女性，看到开着车门的车，无助到不能逃跑，看到警察，无助到不能求救，但看到丈夫保险柜里的枪，她们有能力上膛，瞄准，然后对着熟睡的丈夫，BANGBANGBANG开枪射击？”

“这种现象有另一种解释……”

“这样吧，我收回那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究竟如何分辨您所谓的习得性无助，无助到只能杀死丈夫来得到解脱的女人，和另一些蓄意谋杀的杀人犯呢？在我看来她们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差别，她们都在当时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杀了人。”

“这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分辨呢？是不是以后，某个女人某天突然想起她丈夫几年前曾踢了她一脚，于是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拿起枪，对准她睡眠中的丈夫，然后再向警察说她是被家暴女性，她很无助。你能保证这种情况不发生吗？”

“我无法保证！没人能保证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这不公平。”

“不公平吗？那么一个睡梦中的人被另一个人谋杀就公平吗？而凶手可以堂而皇之地表示自己的行为是自卫，从此逍遥法外，这就公平吗？”

五．

我看到佩吉全身都在发抖。

“你知道当时那个男人在熟睡，对吗？”

公诉人直接切入正题。

“是的……”佩吉声音很轻。

“案发当晚，你知道有两辆车停在643国道上，离你的房子只有五百米的距离，而且车钥匙就在你家，对吗？”

“是……”

“所以你明知道你可以拿着车钥匙开车跑掉，离你口中的危险，离那个男人远远的，是不是？”

“不不……你不明白，他会找到我的，他说过他会找到我杀了我的……他真的会做到。”

“被害人当时没有在打你对吗？他喝醉睡着了。”

“但他说了！他说醒来就会杀了我的！”

“不不不，我只问你，他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在打你，是，还是不是？”

“是……”佩吉闭上眼睛。

“但你，并没有跑去找警察，并没有拿起车钥匙开车离开，逃离你所谓的致命威胁，而是选择拿起枪，对着当时熟睡中的被害人，扣动了扳机。你杀了他。是，还是不是？”                                        公诉人一字一顿地说，字字如针。

    佩吉绝望了。

  “是……”她闭上眼睛，“我杀了他……哦天啊！是我杀了他！我杀了人！”公诉人露出胜利的微笑。

    “很好。”

    六．

    1976年

    佩吉是离婚两年后遇到麦克的。

    那时佩吉在一家咖啡馆打工，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日子过的很艰难。小女儿卡拉还小，需要人照顾，大女儿劳拉在读高中，前些日子刚向佩吉透露，想要继续读大学的意向。佩吉只好多打一份咖啡店的工，人少的时候也可以把小卡拉带过去，方便照顾。

      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麦克。

    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麦克只是美国乡村无数脾气略暴躁的男人中的一个，喜欢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球，有时会骂骂咧咧，或是在电视机上挥几拳。

      但也仅此而已。

      约会不久后，麦克求婚了。

      佩吉需要安定下来，她想结束掉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即使是为了劳拉和小卡拉。

      于是，她同意了麦克的求婚。令她没想到的却是，这会是噩梦的开始。

    结婚两个月后，一天傍晚，麦克喝醉了，说佩吉没有按他的要求把衣服洗干净，接着就抓着佩吉的头发，把她的头朝墙上撞去。

    佩吉捂着脸，大片的红色顺着手臂流下来，鲜血淋漓。

    第二天醒来时，麦克又恢复正常了，他告诉佩吉昨晚喝醉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很懊悔对她动了手。

    “但你真的不应该不洗衣服的。”他说。

      麦克向她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天他送佩吉一只叫佩妮的猫。

    在那之后，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家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麦克喝醉而又“无意”做的事越来越多，他常常挑剔佩吉做的不够好。

    佩吉开始做噩梦，梦里的场景也日渐恐怖，她梦到自己被困在一所漆黑的房子中，到处都是房间但没有出口，她打开一扇扇门试图逃出去，推开看到的却是自己僵硬的样子。

      日复一日，佩吉感到精神崩溃。

    她去看医生，被诊断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她害怕极了，告诉麦克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但麦克只说医院没法给她任何帮助。

      从那天起，麦克每天监督佩吉吃药，他喂给她大把大把的药片，并声称是为了她好。

      佩吉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她拒绝了麦克给的药。

      麦克无视她的抗议，恶狠狠地命令她“吃下去！”，然后重重地扇了佩吉两个耳光。

      那天，佩吉被打掉了一颗牙齿。然后被强迫灌进去药片。

      她第一次感到恐惧，她第一次发觉，她的丈夫有多可怕。

    1981年11月的一个上午，佩吉在做家务时，两名社工找上门，他们告诉佩姬，有邻居曾看到麦克对女儿做了“不雅的行为”，他们担心孩子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们就只好将卡拉带走。

    佩姬听到消息时惊呆了，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麦克会对卡拉下手。

    当晚，她与麦克吵了起来。“卡拉才十二岁啊！她才十二岁！”佩吉哭喊着。

  麦克感到不耐烦，他冲进女儿们的房间，把劳拉踢到一旁，然后将躺在床上的卡拉重重摔在地上。

    “如果你再敢告诉别人，我发誓会让你后悔”。

    佩吉愣住了，不再作声。由于社工不希望麦克与女孩们单独呆在一起，因此佩吉辞去了工作，在家照顾女儿。

    但这并没有让情况得到好转，麦克变得愈发暴虐。

    他变本加厉地对待女儿们，尤其是小女儿卡拉，甚至把卡拉单独关在屋子里，不让佩吉跟她说话。

    最后，当迈克命令佩吉杀死并埋葬卡拉时，她提出了离婚。

    那天，佩吉被麦克用修车扳手打断了几根肋骨，整个人奄奄一息。

    “你去把那女孩处理掉，不然，我会连你一起杀掉。”佩吉当然没有去做。

于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里，麦克把卡拉丢出了家门，没有钱，没有衣服，十二岁的小卡拉在外面只会活活冻死。

他把佩吉关起来，不让她去找女儿，直到几个月后，有人告诉她们，卡拉在科罗拉多州，得到消息的佩吉留下了眼泪，感谢上帝，卡拉还活着。

      几年后，大女儿劳拉离开了家，佩吉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

有天半夜，熟睡中的佩吉被麦克叫醒，麦克手里握着枪，抵着她的太阳穴，他动作很慢，为了让她能清晰地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她将枪口在她的头上来回游荡，然后突然大笑起来。

    佩吉开始变得神经兮兮，她不敢睡觉，躺在床上盯着漆黑的天花板一整夜，长久的折磨把她的精神消耗殆尽，她觉得自己随时会崩溃。

      一个下午，随着一声枪响，麦克射杀了佩吉的猫——那只当时还在睡觉的猫。

    接着，他把枪口对准了佩吉。佩吉彻底崩溃了，她确信，他会杀了她，迟早有一天，他会杀了她！她要逃离这里！否则，他一定会杀了她！

  七．

    “尊敬的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今天这个案子，事实非常清晰。

    被告佩姬，在清醒的状况下，拿起一支上了膛的手枪，故意谋杀了她熟睡中的丈夫。

    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被告人佩姬口中的’自卫行为’，是否能成立。

    在我们的英美法传统里，自卫需要以下条件。

      第一，自卫有必要的理由；

      第二，情况紧急；

      第三，被害人面临着人身威胁；

    各位陪审员，我再强调一遍，是否满足上述条件，才是决定自卫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而不是被告是否拥有令人同情的经历。

    在这个案件里，不论被告如何宣称受到威胁，事实是，死者正在熟睡，当时，死者绝对不可能对被告构成任何暴力威胁，所以，这也不是紧急情况。当时，被告明知道家门口停着两辆车，明知道她拿上车钥匙，就可以逃离死者逃离那个家，但她没有那样做。

      她选择了在当时情况下另一种根本没有必要的手段——开枪谋杀死者。

最后，我想说，对一个正在熟睡的人，任何暴力行为都是过当的，更何况蓄意开枪谋杀。因此，检方认为，被告佩姬完全不满足’自卫’条款中的任何条件。我恳请各位陪审员裁定，被告人自卫不成立，谋杀罪名成立。谢谢。”

    我闭起眼，整理思绪，深呼吸了一下，站起身来。

  几天前，我临时被指派来为佩姬辩护，是因为我是公共辩护人里为数不多的女律师。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职业里，没有人相信一个女人的能力。除非，对方是另一个女人。 我望向高庭座位上的法官 、陪审团。空气严肃安静。

    我知道，我是她最后的希望。

    “尊敬的法官，各位陪审员，今年是1988年，在我们国家几百年的历史里，女人，尤其是结了婚的女人，始终被视为一件附属品，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权的人。刚刚公诉人说，佩姬开枪的决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她可以逃，她可以离开家，她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帮助。     

      是的，或许在理想国的世界里，是这样，但并非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

    从1976年婚姻开始，到1986年，被告人佩姬遭受了整整十年非人的折磨，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她求助过，她报过警，可是警察怎么说？这是家务事，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小女儿卡拉被虐待，社工曾经上门，把卡拉带走了两年，可后来呢？政府部门还是把那个小女孩又送回了魔窟。我的当事人曾要求过离婚，但代价是被踢断了两根肋骨。由于长期的肉体折磨和精神压力，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她最后一次抗争中，她成功地离家出走，但医院又打电话，让死者知道了被告的踪迹，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又送回到她的噩梦里。我想请问大家，被告人佩姬，她真的有选择么？真的有公诉人所谓的那种别的选择么？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资源，公诉人觉得，她应该开车去到哪里？沃克博士刚刚提到习得性无助，我想，不光是发生在被告和她丈夫之间的一切，让她习得了这种无助。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共同造成了这样的无助，共同逼迫她走上了这条道路。 大家或许不知道，在当下的美国，有50%的妇女，遭受过家庭暴力。我们对那些妇女没有任何保护，对那些施虐者没有任何惩罚，让施虐者可以不断寻找他们下一个的目标。在文明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殴打虐待另一个人，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司法系统都会保护弱者惩罚犯罪者。但突然，如果这个受害者是个女人，是那个施暴者的妻子，她就失去了一切的帮助和保护。这公平么？

    被告席上这个可怜的女人，她抗争了十年，她尝试过一切，但她别无选择。如果不趁被告熟睡，她没有任何希望能摆脱这一切。这是个悲剧，但并不仅仅是她和死者两个人的悲剧。如果你没有光着脚在国境线上逃跑过，如果你没有在熟睡中被刀抵住过喉咙，如果没有人在你的孩子面前把你的骨头踢断，那么，你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睁开双眼，看看周围，你会看到无数像我当事人一样的女人。如果今天，她们连最后一项自卫的权利都失去，我们就断绝了她们离开地狱最后的一线希望。而我们，就是她们最后的希望。”

  八．

        1986年10月21日，下午

        俄克拉荷马州

      劳拉开车行驶在66号国道上。这辆金属色福特金牛座是劳拉的男友今年刚买下来的。今年夏天，男友拿到了证券交易资格证。劳拉还记得那天罗宾兴冲冲开着新车回来在门外重屋子里按喇叭，还带了瓶酒，与她分享这个好消息。

    过了这个月，他们刚好在一起3年。

    劳拉回到与男友在大学附近租的房子里。她与男友已经住在这里有段日子，但几乎没有邻居认识她。劳拉深居简出，除了日常上课，去超市采购外，几乎不会出门。

      男友罗宾却恰恰相反。

      罗宾是个充满活动力的人，这里的活动力并不单单指他年轻旺盛的精力，而更像是一种对事物的热忱——对世间一切事物的热忱。罗宾喜欢晨间跑步和遛狗，擅长社交活动。他习惯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后喝上一杯冷牛奶，然后换上衣服外出锻炼，顺着小路跑上几公里，若是遇到邻居，他则会停下来打招呼，报以他那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笑容，同男人们讨论最近发生的枪击案，市长选举种种。人们喜欢他。

      阳光照耀在他清晨结实的臂膀与飘着汗珠的发丝上，朝气蓬勃。罗宾的笑容也变得暖洋洋的。劳拉每每想到男友，脑海里都会浮现这幅画面，他金色的微微卷曲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还有他的笑……与过去曾出现在劳拉生活中的全部都不一样，对劳拉来说，罗宾的存在是特别的，与过往的日子里中那些伪善，同情，虚假，乃至恶毒的笑意不同……与过去的全部都不一样，他的笑是耀眼的，是纯真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嫉妒的。是那种从小到大总是获得荣誉奖章的孩子的笑，是那种意气风发的俱乐部主席的笑，是那种校棒球队队长的笑。他是她行走在黑夜中转瞬出现的太阳。

      进门，劳拉将钥匙扔到玄关旁的鞋架上。她摘掉遮住一半脸的眼镜，走进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接着瞟了瞟浴室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了一口气。

      她垂下眼睑，疲惫的眼神中有锋利闪过。

      都结束了，她想。

        “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他们都这样说，从小到大那些认识她和卡拉爸爸的人，都会对她说类似的话。事实上，生父的样子在劳拉记忆中已经模糊。她记得一天夜里，她和卡拉刚刚睡下，爸爸走进她们的卧室看了女儿们一眼，他以为两个女孩儿已经睡着，便没有上前叫醒她们。

      迷迷糊糊中，劳拉看到黑暗里父亲正缓缓关门的身影，她很想叫住他，不知为何，声音梗在喉咙，劳拉感到慌乱，无助，她隐约觉得爸爸要出门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害怕。她想叫住爸爸。

      但鬼使神差地，她无法发出声音。

      劳拉眼睁睁看着卧室房门的缝隙一点点缩小，直到最后一丝光线也被吞噬。

      父亲离开了。

      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劳拉并不知道她的爸爸是个怎样的人，所以她也不了解他们究竟哪里相像。劳拉猜是脑子。毕竟，她妈妈实在算不上聪明。

      而她不一样。

      劳拉的语言系统成长得很早，三四岁起就可以看懂一些长句子。小时候她会静静盯着易拉罐上的印刷字体，猜测配料表里面的物质究竟是些怎样的东西，大人自然不知道她能否读懂，只当作是小孩子的好奇心。小学时的劳拉便展现出了出众的算术能力，在数学课上能够轻松口算诸如369+2719，34015-7819一类的庞大数字加减法，于是，当同龄人刚搞懂乘法表时，她已经能快速地计算两位数乘三位数，以及它们的平方根。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这种方法叫做特拉亨伯格算法……五年级时，她独立推导出了因式分解的原理；高一的暑假就看完了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

      她是个天才——劳拉的老师斯蒂文森小姐每每回忆起来都会这样说。劳拉是她这些年来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但她只教劳拉到高一。

      斯蒂文森小姐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到劳拉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学校西侧的校长室，她看到劳拉正和副校长在谈些什么，那或许是她第一次见到小劳拉脸上神采奕奕的样子，在她的印象里，劳拉永远坐在教室角落，眉头紧锁，咬着铅笔闷声不响直直盯着黑板，坚定得如同一个狩猎者，令人生畏，周围笼罩着某种特殊的气场，使她看起来遥远，仿佛背后站着一片无法触及的深渊。

      夜里熄灯后，劳拉盯着天花板。失眠的习惯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劳拉整夜整夜地发呆，妄图脱离现在的生活，妄图在虚幻中得到暂且的安慰。从父亲那晚离开以后，劳拉每一天便都被困顿在夜晚里，暗无天日。直到遇到罗宾，她才一点点从夜晚走出来。

    不。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但这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父亲离开后，劳拉便一直与妈妈和妹妹生活。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只好外出工作，来维系日常开销。白天妈妈在店里工作，劳拉在家带着妹妹卡拉。硬要说的话，她并不喜欢小孩子。在她看来，小孩子是幼稚，无知，混乱的生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宁愿与抢劫犯关在一起一整天，也不想忍受小孩子一刻钟。所以，严格来说，她也不喜欢卡拉。白天母亲出门后，劳拉会随意编个冒险故事，让卡拉自己去房间里寻找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换来两三个小时的清净，然后自己躲进房间里看书。不过，用不了多久，又会不得安宁。至始至终，劳拉从未真正喜欢过妹妹卡拉，只是在她漫长而孤独的童年及青春里，卡拉是与她真正相处时间最多的人。尽管劳拉并不情愿。

高中二年级时，母亲再婚了。在这之前，她只见过那个男人两次。两次都是在麦克喝醉酒后。

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自从父亲离开后，她与母亲鲜少讲话，她受不了母亲那种——每天都绝望得要命的样子。只要在能看到的时候，母亲的眼睛都是湿漉漉的。像一只坏掉的木偶或是故障的水龙头，生怕轻轻碰她一下，她身上的某处零件就会掉下来，一与她讲话，眼泪就会随时溢出来。所以劳拉宁愿假装这不是她的责任。只是让劳拉万万没想到的是，母亲就这样突然决定结婚。

那几年，是劳拉人生中最可怕的几年。

继父厌恶她，虐待卡拉。母亲无法阻止，她记得第一次母亲试图阻拦时差点丢了性命。还有一次，劳拉只是看了麦克一眼，就被连续扇了十几个耳光。

“我讨厌你这幅杂种样子。”麦克是这样说的。

劳拉不想回家，下课后宁愿在学校里多磨蹭几个小时，或者躲到邻居家，也不想回家挨打。只要一进家门，面对的就是无止境的殴打和吵闹哭声。然而只要回家时间一晚，麦克那种疯狂的控制欲又会促使他对自己施暴。再后来，麦克开始限制母亲，不让母亲出门，甚至不让她与人说话，一旦被麦克发现，就会被毒打。日子变得更不好过，麦克慢慢控制了家中的一切。

劳拉受够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了。她曾计划过等到上大学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永远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地狱。

“你真的认为你继父会让你继续读大学？”邻居太太这样问她。

劳拉，麦克根本就不可能让她继续读大学，她在母亲·那里也得不到丝毫帮助。

劳拉彻底绝望了。

1982年五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