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把古代中国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文明开幕到东汉中期是“上古”时期，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周边辐射。但这个过程在东汉后期中断了。接下来，古代中国历史进入“中世”时期，从东汉后期直到唐代中期，周边民族的势力反向波及中国内部，新秩序逐渐产生。而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国古代历史告别“中世”最终走入第三阶段的“近世”。
正如题目《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本书关注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世”时期。作者认为，汉帝国的崩溃不只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它意味着原有的中国文明已经没法继续发展。而隋唐帝国的建立也不只是统一王朝的重新建立那么简单，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组织不再依靠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是依靠贵族统治。谷川道雄认为，这里的贵族，看的不是他们祖上出身是否高贵，而是要看他们自身是否具有“贵族性人格”。这种所谓的“贵族性人格”不一定是血缘带来的，还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隋唐科举制，正是隋唐王朝培养、筛选这类人才的手段之一。
如果贵族性人格可以通过教育和选拔获得，不仅汉族内部的血缘界限被打破了，胡汉民族差异也就不存在了，建立隋唐王朝的杨坚家族和李渊家族都是胡汉混合血统，但他们却能依靠关陇贵族集团在中原建立政权。这在汉代是难以想象的。
隋唐的贵族统治还进一步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东亚世界最终形成一个以隋唐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圈，日本、朝鲜也借助贵族统治模式首次实现国家统一。
为什么没出现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站在王朝角度考虑问题，制止这样无休止的算计厮杀呢？作者提到，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只是朝堂上的表面现象，汉朝崩溃其实是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私权的扩张。
汉帝国的完备过程，就是从中央、地方政界到基层乡里社会不断私权化的过程。汉帝国的成立本来就带有豪族联合政权的性质，东汉王朝的上层外戚豪族把国家公权力私有化，而在共同体色彩强烈的乡里社会，财富、田产、人口纷纷流入豪族囊中，国家丧失了原有的基础，变成了私权的世界。
所以，当一代代皇帝英年早逝，一个个小皇帝接连继位，一批批外戚和官宦互相搏杀，再加上地方的民变和叛乱，东汉王朝就这样崩溃了。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像庾衮这样的人出现，他们正是作者所说的具备“贵族性人格”的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个崭新的秩序在社会下层出现了。
府兵制其实是为国家提供了一套制度骨架，它向上可以通到国家的高层，向下可以一直扎根到民间。最高统治者利用这套制度骨架，可以直接动员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人。到这儿，汉人和鲜卑人开始走向融合，中央集权也逐步得以重建。汉帝国崩溃后三百多年，古代中国终于再次实现统一。
隋唐帝国的这套办法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话说，当初汉帝国崩溃，北方游牧系的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内地建国，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受到影响。一方面各游牧部族建立政权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原长期动乱，对外影响力有限，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各个部落自主性增强，在这段时间开始互相博弈。为了获得更大的支持，它们与中国内地的胡汉政权结成朝贡册封关系，由此诞生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特别说明一点，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实现了统一，隋唐是第二次全新的统一，但日本和朝鲜等国的统治层都是在隋唐时期首次实现国家统一。朝鲜半岛有了统一新罗的形成，日本出现了大和政权。
有名的“唐宋变革”时期。在这一动荡的时代里，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被高丽代替，日本的平安政权逐渐走向衰亡。这一时期的东亚三国出现了共同点，那就是贵族阶级的没落，以及武人和非门阀官僚的登场。
这样看的话，朝鲜和日本在和中国的连动中创造了各自的历史。甚至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三个地区是否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历史基础？
其实，东亚世界从唐朝开始，除去元朝征服朝鲜半岛，以及近代日韩合并等短暂时期以外，东亚世界都是由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组成的。
这是因为汉字文化圈的存在，距离中国较近的朝鲜半岛就不用说了，隋唐时期，日本使者把汉字、佛教、儒学、律令制度带回日本，这些正是隋唐贵族统治的要素。今天，虽然贵族制度早就消失了，但那些文化要素长期影响着东亚世界，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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