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第，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译文】
德洪谨记：从前元善在浙江刊刻《传习录》上下两册，下册摘录了先生八篇书信。其中答徐成之的两封信，先生自己说：“天下人认为朱熹对，陆九渊错，论定已经很久了，一旦要翻案，把意见反过来，恐怕很难。这两封信可以用来调停朱、陆两家之说。就让人们看了，自己去思考吧！”
元善把这两封信录在下册的卷首，也是这个用意吧？如今朱、陆之辩早已大白于天下，我刊刻先师的文录，便将这两封信放在《外集》中，以表明这两封信所论及的思想还不完备，本次刊印就不再收录进来了。
其余关于知、行本体的论述，最详尽的莫过于答顾东桥、周道通、陆元静、欧阳崇一的四封信；而关于格物致知的见地，则莫过于答罗整庵的信。先生一生不顾天下人的非难、诋毁、构陷，在九死一生之中，始终不忘讲学，唯恐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大道，而流于功利和机巧之中，堕落为夷狄禽兽，自己却不知道。
先生以其一体同物之心，争辩一生，死而后已。这种自孔、孟以来的圣贤苦心，就是他的门人子弟，也不足以宽慰他的情怀。此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尤为显著。这些都是元善之前已经收录的。而揭示“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的功夫，明白简切，让人听了就知道怎么去做，这又在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说得最为详尽，所以这次增补收录。
元善当时身处天下人对先生群起而攻之的时代，他能够以身明道，以至于被奸臣排挤罢官，但是，依然为能听到先生的学问而庆幸，丝毫没有愤懑抑郁之气。他刊印《传习录》，人们只看到他对同学们帮助很大，却不知道他处境的艰难。我这次刊印，对他的版本所作的取舍，是出于与时俱进的需要，而不是刻意要加以增减。
《传习录》第一次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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