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的人。
读研那会儿，面对艰巨的实验任务，我因担忧无法顺利毕业而焦虑；刚结婚那会儿，筹办新入职单位的答谢宴，我因担心宴请的各个环节做得不到位而焦虑；买房那阵儿，为了符合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我因担心请别人做担保人遭拒绝而焦虑……
甚至，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一些小困难，也会特别容易让我陷入焦虑的怪圈中，以至于一度精神萎靡，想把自己封闭在真空世界里。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是自己本身的性格缺陷，因为敏感，遇事考虑太多，总是瞻前顾后……
直到看了武志红先生的《为何家会伤人》一书，我不敢说一下子就释然了，但至少为我的释然敞开了一扇大门，而我也意识到我频繁焦虑的原因很可能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而过去的自己显然是未能与过去的压力和痛苦告别，从未能与自己达成和解。
书中《痛苦的童年为神经症“播种”》一文讲道，按照神经分析的理论，五岁之前的人生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一阶段被基本定型，如果儿童在这一阶段遭遇严重创伤，他就会埋下患病的种子。如果以后的人生阶段再一次重复了类似的创伤，他就可能会爆发相应的心理疾病。
文中通过一位大企业副总卢斌两次焦虑的真实事件，结合原生家庭对他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他焦虑的原因。
事件一
卢斌在一次工作应酬中，在客户的极力怂恿下与一位小姐发生了关系。不久，他查出自己得了尖锐湿疣。经过治疗，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
可事情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成为了噩梦的开始。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就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但事实上，在那之后他去医院做了很多次检查，结果都是阴性。
可这样的检查结果并不能化解卢斌的担忧，他的焦虑情绪变得越来越严重，做噩梦、失眠，恐惧到身体颤抖、出冷汗，甚至有濒临死亡的感觉。
心理医生分析，这其实是恐怖症的一种，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并无现实意义，患者担忧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
事实上，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卢斌也找到了自己的真实焦虑：担心在与公司女副总的竞争中落败换届选举。而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是由换届选举引发的焦虑的“置换”。也就是说，对艾滋病的焦虑是一种“幻象”，只具有象征意义，对换届选举的担忧才是真实的。
当心理医生帮助卢斌认识到这点之后，他对艾滋病的恐惧也就随之消失了。
事件二
卢斌的女儿卢迪在他的安排下，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卢迪一开始非常崇拜爸爸，但后来慢慢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这专业。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哭着请求爸爸想办法替她换专业。在这样的压力下，卢斌再次焦虑了。
而这一次卢迪焦虑的诱因则源自对女儿的担心。
这两个事件中一致的信息，透露了卢斌潜意识里的秘密：重要的女性，触动了他“藏”在潜意识中的一个“脓包”。而这个“脓包”则是卢斌在童年留下的创伤。
卢斌的童年一开始很幸福，他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但五岁那年，他的父亲患了重病，一度卧床不起。从此，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母亲身上。母亲不仅要照顾好父亲，还要照顾好弟弟妹妹，而作为长子的卢斌就成了被忽略的那一个。他很懂事，知道母亲的艰辛，便主动为母亲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妹妹。
这仿佛是这个家庭处理家庭危机最自然不过的方式。但是，让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去承担半个爸爸的角色，实在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
书中分析，让一个小孩子过早地承担这样的压力，他势必有怨言，有愤怒，有攻击性，“为什么总是忽略我？为什么非要让我承担这么重的压力？”而家里唯一健康的妈妈，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对象。然而，可能他看到妈妈的压力更重，也可能这个家庭不能接受对父母的攻击。所以，这个“小大人”就只好把自己的愤怒压抑下去。这是一个恶行循环，这个“小大人”承受的压力越大，在他心中产生的攻击性就越多。而这些攻击性，他无法表达，只能压抑到潜意识中去。
攻击性越多，愤怒也就积攒得越多，而愤怒的情绪必须找到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把愤怒当作焦虑来表达。也就是说，这些“小大人”潜意识中积攒了太多的愤怒时，他们表达出来的反而是焦虑。
再回到两次焦虑事件中去，便不难发现，当卢斌与女副总的竞争中产生的敌意越攒越多，这种敌意就唤起了他自童年起就埋藏在潜意识里的愤怒，而他无法直接表达愤怒，便只能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即神经症的方式，把愤怒表达成了焦虑。
当卢斌的女儿希望通过他换专业时，他有些无能为力，便对女儿这种有点过分的要求产生了愤怒情绪。但他的心理机制注定不允许他表达，所以他只能再一次以焦虑的方式表达出来。
回想自己几次焦虑的原因，又何尝不是因为自己潜意识中的愤怒被唤醒了呢？毕业本不是问题，但导师强加给自己的繁重实验，让我内心产生了愤怒，却又不敢表露。
结婚答谢宴请本不是值得为难的事情，但父母双方没有一方可以帮忙操持，而新单位的领导在帮助我邀约并不熟悉的领导、同事时也非常不给力，种种压力又唤起了我潜意识里的愤怒。但不管是对于父母，还是对于领导，我都不敢去表露压抑在心底的愤怒情绪。
找公积金担保人其实也不是问题，但一开始找的身边亲近的朋友，他们却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脱。而对于不熟悉的领导、同事，自己又羞于开口，尽管最终还是领导帮了忙。于是，对身边朋友的不满情绪，也逐渐酝酿成潜意识中的愤怒，可自己却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毕竟“帮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回归我的童年，母亲被迫嫁给父亲，父亲自我出生起就在外打工，母亲和祖母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母亲几次想离家出走，最后都因我而回头。
10岁那年，母亲因实在无法与祖父母相处，便也离家外出打工。祖父母虽然对我疼爱有加，但在很多方面始终无法顶替父母的角色。因此，我的童年是缺爱的。
这似乎对应了书中有关阐述，神经官能症患者被认为是幼儿期受到妥善照顾，直到两岁以后才因故受到忽视。还好，神经挂官能症情节最轻，也最容易治愈。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在面对大的挫折时，总是焦虑的原因吧。
书中还强调，对于卢斌案例的心理分析并不是在说卢斌的妈妈应该被谴责。生活毒害了卢斌的爸爸，紧接着毒害了卢斌的妈妈，他们都很不幸。这种情况下，卢斌去承担部分的不幸也是正常的。
生活对卢斌的父亲是不公正的，对他的母亲也是不公正的，对于卢斌就更加不公正了。而卢斌的神经症就是对这个不公正的接受，接受了疾病给这个家庭造成的部分“心病”，最终以自己得了神经症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这种神经症，可以说是一种“善”。一旦卢斌的神经症最终被治好，就会明白这个给了他巨大压力的神经症也塑造了他的优点。
在明白了这点之后，我瞬间就理解母亲了。母亲的不幸显然是在我之上的。生活对于我的母亲是不公正的，对我也一样。
正如书中建议的那样，童年的不幸已不可更改，最应该做的是对不幸的童年进行一次“哀悼”。
只有承认自己童年的不幸，和过去做告别，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自己潜意识中的“脓包”才会慢慢消失了。如此一来，焦虑也就不会频繁地找上门来了吧。
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到一些和我一样在童年受到创伤的朋友，也希望从此以后，你我的世界再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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