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下来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你现在写作家访谈，那些作家我都不认识了。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我脸上浮现一丝羞赧，实在无颜回答。我知道自己并非完全认同那些访谈对象，察觉到这一点，我便不再写了。可真正想当作榜样学习和交流的，接连离世，我甚至丧失了用墨迹留住他们的机会。
我早上九点三刻便到了先生的住处，从大学这个围城的现状谈起，聊至午后两点。午饭是养老院提供的简餐，一碟烧桂鱼、一碟咸鸡、一碟芹菜豆干、一碟青菜、一碟豆腐鱼丸、一碗老豆腐汤再配一份米饭，三个人竟然没吃完。问及老人的晚饭，便道：
“中午剩下的菜加到面条里，便是晚饭，如果还没吃完，又是早饭。”
老先生住在远离闹市区的青浦区中福会，一旁便是复旦中心医院，在3号楼前有道小铁门，方便老人就医时通过。
四十多坪的一室一厅，进门是厨房，开放式的料理台，简单摆了微波炉、锅铲等厨房用具，右手边立着一台不大的双开门冰箱，客厅与卧室的通道左侧置了一方花几，落地门窗隔离了阳台和客厅，沙发旁是古琴和笛箫——皆是昆曲的常用伴奏乐器——古琴摆在条案上，笛箫套了绒布袋，放在一口装饰了松鹤蕉叶的象腿瓶中。老先生很早便能吹笛，但九十岁才初学古琴，一年半方学成两曲——关山月和阳关三叠。阳台上放了几个盆栽架，架上置了吊兰、绿萝和常春藤几种常青易活的绿植，落地门窗可以令阳光最大限度透过阳台进入室内，正午时分，光线延伸至厨房，当时先生恰好同我聊起讲求光影、明暗和肌理的西方绘画。
“写作就像画画，你先打好基础——把石膏临摹熟练了——才能进入下一步，基础都没有，怎么写出好作品？”
独立之思想
我来此处拜访先生，也是机缘巧合。先生是我的母校创立社会学之初第一批教书的老教授，最早是研究文史哲的，我的老师将我介绍给他，学习写作。先生的学问或许不能同最近几位陨逝的学界巨擘相提——那几位老人的离世，被称为“近代中国社会中坚的士绅阶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瓜瓞绵延的文化世家，从此成为绝唱”——但也算历经“三朝”，历经沧桑看尽繁芜，他一向奉行“即使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在几代乱世中安然自适，没有流传千古的学问，但求传教授业无愧于心。
先生上午练字、读外文书，他说一定要学好一门外语，不论哪种语言转译成中文，皆会不中不西，只有读原版才能真切体会到文字的奥妙和语言的美感；午后小憩，便弹古琴、整理唐宋诗词，再读些中文书，间或处理一下邮件。看了这位九十二岁老人的日常，年轻人是否更应在学问上多下功夫？
先生告诫我现在应该是积累的时刻，发文章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谄媚于读者和市场。其实北京的文人雅士有瞧不起海派作家的传统，因为海派文学出现的基础之一便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导向，是一种商业文学，最初是为迎合读者而写的；京派作家则是正统，是学院派。以上海这座城市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在不断向成熟迈进，而不知不觉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写作已经成为潮流，写作者应该有所警惕，逆趋势所向，为真正的文学与发现自我而写，一味迎合市场，终将被历史淘汰。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与教育，能够为青年人提供养成独立思考的生态环境。当外乡人真正融进这两座城市，成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时，便会意识到——故乡永远是故乡，她是我们的避风港，却不再是安放心灵之处。知识的容器是一只弹力有限的气球，撑到极限再放开，已经无法回到原有的模样。北上广的生活，并没有夸张到“不见日月”，更加不是除了工作便没有个人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不会一眼望到尽头，毫无惊喜可言，虽然少了亲切的邻里和“狐朋狗友”，但我们有更多时间在独处中发现自我。
自由之精神
先生要我去看写尽魏晋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他告诫我，写文章要向司马迁学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要经受得住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炼。这研究人文，恐怕就像潜水，潜得愈深，愈无方向；不像搞科学，是爬山，看得见山顶，到了顶便能一览众山小。
“因此搞文史哲研究很难，我的五个子女，都学了理工科，没有一个来学人文，我也不建议他们学。当你真正入了一门学问，你就会想，我究竟该说真话，还是假话——顺应潮流以谋生计，还是秉承良心严谨治学？现在的环境没有那么坏，但还不够好，学者的尊严扫地，知识分子之间尚且谈不上互相尊重，更不要期望学生和社会能尊重老师了。何况，我们讲‘尊师重道’，很多老师的‘道’已经不见了，尊重的基础都没了，谁还来尊重老师？教师的神圣感在逐渐消弭，他们无力与学生交流思想，甚至已经到了无心无力的地步，因为生态环境就不适合。”
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笑着讲的，活了九十多岁，历经人世几番浮沉，他什么都看淡了。鲁迅先生曾经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教师在课堂上无法言论自由，而后知后觉的学生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自由付出时间的代价，然而世间没有任何一项，比时间成本更无可挽回。
我想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与培养，是不现实的，因为在青年这段做出学术成果的最优质时间里，他们应当多为自己考虑一些，以求在学界有一席之地，但这地位一定是要货真价实的。相应地，这个阶段老教授们就应当多负担一些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生计问题，颇有名望，创新能力减弱的他们身上肩负着更多传教的责任。
经世之情怀
先生说写作是一份艰难的事业。你首先要做的是积累，不要想成名。先生从中学老师做起，桃李天下。他讲起帮一位学生申请助学金的经历——当时甲等是11.5，乙等是7.5，学生申了乙等助学金，按照惯例班主任应该家访，考察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先生家访时看见挂在屋子里的衣服，直叹“衣服不像衣服”，便问：“家庭情况这样困难，为何不申请甲等？”原来学生的父亲担心申请甲等得不到批准，觉得自降一等保险些，便申了乙等。先生让他不要担心，回学校后向领导打了报告，给学生申下了甲等助学金。
“你不在大学这个围城，如何获得第一手资料？就像打甘露醇很痛，但是这个被打针的人即便调动起全身细胞来跟你形容如何痛，跟你自己受了这一针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教师这个群体，远没有你想象中完美，我说评职称的时候，那才是勾心斗角，知识分子的相互攻击才是最可怕的，是聪明人之间的智斗！完全丧失了教书人应该有的样子。”
先生可写的人生经历很多，他却从未让那些故事见诸笔端，我这个生于和平年代的人，却极力想进入大学这个“围城”，实现古今对话。青年学者的命运已经令人担忧，理想在现实中逐渐消磨的当下，我们应如何把握入世和出仕的平衡点？没有人找到答案。而真正写作的人一定明白，历史对后人是无情的，它永远只是当事者的故事，后人只觉得不可思议，却无法理解它的可怕与残酷。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深感陈思和老师的说法有理——心系民间，远离朝堂。或许迫于现实，有“经世情怀”的教书人不多了，但正如李连江老师所说：理想的价值在于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让我们觉得有个前进的目标，哪怕永远达不到，理想仍然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理想的过程恰好就体系了我们一生的价值。
个人的能力虽然有限，但理想的希望不可灭。
回程的公交上，有两对年轻夫妇都带了幼子，一对夫妻貌美，小孩子也生得白净，另一对土气，小孩子的脸盘上也挂了一团高原红；前一对夫妇哄着孩子安静地睡着了；后一对的小孩顽皮，父母对他耳提面命了一番后仍旧哭闹，只得“暴力”解决问题！这便像写作的两类人，一类安安静静厚积薄发，另一类虚张声势却少有真才实学。历史的作用便是大浪淘沙取精去糟，泥沙俱下仅一时，唯有明珠留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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