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曾在公众号里写过中国古代史，后来录了音频，还挺受大家欢迎。因为是给孩子准备的讲稿，内容是比较简单的，目的是把历朝的主要史实串起来，这只是静态的历史。如果继续对这些史实问为什么，这就开始进入了动态的历史，历史的复杂和生动才会展现出来。
比如讲到秦朝，我们都知道秦开启了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模式，此后一直到清朝灭亡，2000年中国历史都是在沿用秦的模式。这就是静态的史观，只是课本上的知识点。还可以继续问：为什么是秦而不是其他六国完成了统一？这就会引发封建制是如何过渡到郡县制的问题，可以想象，它不可能是君主一声令下，一蹴而就的。同样道理，秦确实最早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但这种模式显然也不可能一经建立就稳固下来，妥妥的传递2000年，它肯定也有一个磨合过程。《秦汉帝国》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有意思的研究。
汉文帝的即位诏书
汉文帝即位后发布了《即位赦天下诏》，其中有“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pú）五日”的内容。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搞点庆祝活动，这在漫长的历史中似乎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西嶋定生从这道诏书入手，分析了秦汉的特有制度——赐民以爵。
在上面的诏书中，“赐民爵一级”是说赐予天下所有成年男子（15岁以上）爵位一级。给人民普遍赐予爵位是秦汉特有的制度，秦以前没有，汉以后也没有。汉朝的爵位共有二十级，从最初等的“公士”到最高的“彻侯”，向人民普遍赐予的是一至八级。
到了“公乘”的爵位，如果再赶上类似文帝“赐民爵一级”这样的普惠活动，本人不能再往上升了，可以转给氏族内其他人。这个爵位有什么用呢？用处可大了，如果犯了罪，是可以拿爵位来抵罪的。爵位还可以买卖，但人们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卖爵位，这个原因后边会说。
“赐民以爵”是一个适用于全天下所有人的制度，可以想见，这是秦汉时期一项极为重要的，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只不过汉以后这项制度从历史中消失了，我们很难切身体会它在当年的重要性。为什么秦汉要“赐民以爵”？因为它正是瓦解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关键要素。
封建制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知道封建制是周灭了商之后搞出来的，就是说我起家的根据地（关中平原）归我自己管，天下其他的地盘分成一个个“国”，都分封给亲戚、功臣，大家都是诸侯，自己国内的事情自己管，我周天子不插手，但你们都得服我，怎么算服呢，就是定期要进贡。这个进贡和中央政府的收税完全不是一回事，进贡就是给周天子带点土特产，而周天子为了鼓励这种服从的表现，倒是要真金白银的赏赐，所以周天子里外里是赔的。要不怎么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呢。
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凡是搞封建制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周是来自西北边陲的小部落，而商是经营了几百年的大国，在机缘巧合之下，周联合了其他部落竟然把商给灭了。胜利是令人喜悦的，但喜悦之后，周的领袖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以自己部族的力量，不可能统治商朝留下的庞大国土。所以他们才想出了“封建”这一招。
同样的道理，各国诸侯们也得搞封建。比如伐商的总司令姜尚被分封到齐国，他带着哪吒杨戬他们一个小分队，骑着四不像就出发了。大家想想，齐国是山东省的一半啊，这一个小分队怎么统治呢，所以姜子牙也得往下继续分封。
再看刘邦建立汉朝后，一开始也是搞封建，他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在和项羽的战争中，他不停的联合各种势力，不停的封官许愿，战争结束时，诸侯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他根本没得选。
唯一自愿搞封建的是项羽，刚灭秦的时候，项羽不管是实力还是威望都足以支撑他搞中央集权，但当时主流的认识是，秦就是因为废除了封建搞中央集权所以才亡国的，所以项羽可能根本就没把郡县制作为一个选项。
不得已的事肯定不能长久，就拿诸侯国来说，整个国家说起来都是我的，实际上我能管的也就自己这点地盘，其他地方都被贵族占据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偶尔弄点土特产对付我，我还得赏你们真金白银，我凭什么呀！
凭什么呢？就是凭你国王的实力不足以制约贵族。好，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国王们要开始搞事情了。
“国人”和“野人”
作为一国诸侯，听上去很高大上，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对全境实现完全的统治，即便是实行了封建制也不行，因为不管是技术能力还是行政能力都不许可。还是以姜子牙为例，他来到山东，勘查一番后，相中了一个地方，就在这建了一个小城（后来发展成了大都市临淄），他和小分队住在城里，叫做“国人”，原住民被叫做“野人”，野人住在城周围，负责种地，给国人交粮交税。姜子牙继续往下分封，封到齐国各地的人也都是这个打法。
今天我们坐火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中间接连不断的是村舍和田地，这样的景象在古代是看不到的，在先秦更不可能。那时所谓的诸侯国，实质的东西就是一座座城池，而城与城之间是辽阔的荒芜之地。
这就给了国王挖墙脚的空间。国王毕竟掌握着一定的资源，有能力搞一些类似灌溉这样的水利工程，我把荒地整理的适宜耕种，用更优惠的条件（比如少交粮）吸引“野人”们来我这里耕种，给我交粮，既强化了王权又打击了贵族。
战国的时候，在其他诸侯国干这种事的主要是贵族，而不是国王。像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他们一个个都养了几千个门客，门客不是陪他们说话解闷的，就是干这种拓殖的事的。只有在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王全力干起了这种挖贵族墙角的事，所以秦国的实力才会那么一枝独秀，也正因为此，商鞅把贵族得罪惨了，秦孝公死后竟被车裂处死。
赐民以爵
国王挖贵族的墙角，这跟赐民以爵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社群，必须要有一定的秩序，否则很容易陷入混乱。在封建年代，“国人”与“野人”之分，虽然显得很不平等，但它确实提供了秩序。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国人内部，复杂的礼制规定了极其细致的秩序，而野人内部呢，虽然简单，也有自己的秩序。今天我们常说“父老乡亲”，这个“父老”实际是一个很古老的称呼，它在先秦是乡里中秩序的主导者（一般是年纪大的人），而“子弟”则是普通的劳动者。
现在国王大挖贵族的墙角，把越来越多的“野人”给弄到自己地盘上来了，如果是同一个乡里的还好说，有传统的父老子弟的规矩。可现实是聚居成新社群的是来自不同乡里的野人，国王必须给他们赋予新的秩序和规则，这就是赐民以爵制度的目的。
回到汉文帝的诏书：“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按西嶋定生的解释，这是一套政策组合拳。通过多年的赐爵，会逐渐在父老子弟之外形成一个新的等级秩序，那么这种秩序怎么化为民间自觉的风俗呢？汉文帝同时赐女子百户牛酒，所谓女子百户，不是说只赐给女子，是指每百户赐予一头牛，十石酒，一百户就是一里。赐了牛酒干什么呢，“酺五日”，就是允许民间饮宴五天。按汉朝律法，平时民间是不准聚众饮酒的，为什么这时候允许呢，而且一饮就是五天？这就是赐完爵位后，通过饮宴来固化新的秩序。一个村子的人坐在一起吃饭，这是很难得很隆重的事，谁坐上手谁坐下手，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这都是有讲究的，怎么排呢？新赐的爵位就派上用场了，同样的爵位，再以年龄排序，如果是没爵位的，没准连座位都没有，只能蹲地上吃了。这就是为什么爵位虽然可以买卖，但人们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卖，因为它牵涉到自己在社群中的身份和地位。
赐民以爵在先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封建制之下，战争是贵族的特权，平民是不能参与的，这也是“礼不下庶人”的一个内容。所以在春秋及以前，战争规模是很小的，也不以大规模杀伤为目的。即便是战争，比的也是谁对“礼”遵守的好，就好比你看到我的军队正步踢得那么整齐，就羞愧的退兵了。所以今天我们嘲笑宋襄公妇人之仁，非要等楚军过了河、排好阵型才开战，结果大败。其实宋襄公的做法是严格遵守“礼”的。
但商鞅是完全看不上这套“礼”的，我既然能让这些野人为秦王耕种交粮，为什么不能让他们为秦王打仗呢？有人说：不行，因为他们是野人啊，只有“士”才能参军打仗！商鞅轻蔑的一笑：那我让他们成为“士”不就行了吗？
赐民以爵，让秦国治下的野人都有了上战场的资格，而且上阵杀敌，按斩首数量还可以进爵，于是秦军有了“虎狼之师”的称号。
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是一部秦汉的断代史著作，论述的内容很多，只是关于“赐民以爵”的内容特别有意思，所以拿出来专门介绍一下。此外，书中关于儒学在汉朝如何国教化的论述也很有意思，王莽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非常大也非常重要，我打算再看一些资料，与大家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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