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不难，难的是做个敢直言犯上、真心为民的好官。北宋的苏轼正是这样一位好官。
自古做官的人都慎言，生怕祸从口出。敢直言犯上的人，要么是傻，要么是楞，要么是正。以“百年第一”的成绩考中进士的苏轼当然不傻、不楞，但因他太正，一生都奉行“利民”、“仁民”的为官之道，所以他常做“直言犯上”之类的“傻事”，以致经常被贬，难安于朝。
譬如，当朝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极赏识苏轼的神宗皇帝向他征询“方今政令得失”的意见，他竟毫不避讳，直言当前时弊，建议推行新法不应“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的话，自然冒犯了王安石，结果是给他“小鞋”穿，任他做了个有诸多琐事缠身的“开封府推官”。王安石是想要让他“困之以事”，不再有余暇对他的新法说三道四，当然，若苏轼的才华从此被埋没，不能建功出头，更是他所乐见。可惜金子在哪都发光，胸怀锦绣、有贯世之才的苏轼，处事“决断精敏”，反“声闻益远”。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苏轼有了这次“犯上”的教训，应更懂得慎言，明哲保身才是。但他刚任开封府“推官”不久，竟又干了一件更大的“直言犯上”的“傻事”，因他这次“冒犯”的是皇上。
熙宁三年元宵节，皇帝诏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且令损价”。这显然是一种“乱摊派”，最终损害的自是老百姓的利益。若是懂明哲保身的官，哪怕心里不满，恐怕也会照办，反正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但一向关爱民生、深知百姓生活疾苦的苏轼却不干，他竟“上疏”向皇帝直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
为满足“耳目”之玩乐，却夺百姓生存“必用之资”，苏轼这番“直言”，其实已颇含指责之意；最后他还说什么购灯虽小事，关乎的却是民生大事，竟建议皇帝收回成命。自古皇帝一言九鼎，皇权威严不容侵犯，谁有丝毫不敬，都可能丢命。苏轼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但他仍义无反顾，为民请命，说明他真的是心系民生，以民为重，为此不惜丢“乌纱”，掉脑袋。
好在神宗一向很赏识苏轼，也还算是个开明的皇帝，所以他并不怪罪苏轼的冒犯之言，也听从了苏轼的建议，下诏取消了这次“乱摊派”行为。皇帝此举，对那些原想奉承讨好的权臣，却是一记无声的耳光；也就是说，苏轼向皇帝“直言”，让皇帝收回成命，却无形中得罪了那些充满谄媚之态、建议下诏购灯的权臣。
官场有时就这么复杂，敢直言，就难免得罪人。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轼后来被构陷卷入“乌台诗案”，坐了103天牢，差点被杀头，并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贬官生涯，显然与他平素“直言”，得罪诸多明里暗里的“政敌”，有着很大的关系。
古语云：“官字两张口，可仰吞国脂，俯噬民膏，亦可上护国器，下哺黎民。”要做什么样的官，关键看人的选择。苏轼显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义无反顾。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北宋的苏轼，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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